青春驿站

直到1994 年，《外来工》杂志在“青春驿站”专栏刊登了诗歌《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竟然还引起众多打工者的热烈反响，并专门组织了一个讨论会。

诗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如果你愿意与我北上
你必须懂得三月扶犁四月插秧
你必须懂得将生命的根须植入深深的土地
我不要你给我奢侈的山盟海誓
只要你爱得真诚爱得专一
我不要你给我金钱结构的小楼
只要你一方厚实的土巴墙
能遮挡我人生的风雨
如果是这样
我的心房向你敞开
你就径直来我们电子厂
采我三月的芬芳

从这首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第一，打工文学还处在直抒胸臆的阶段，“漂泊——寻找——回归”，是他们潇洒走一回的归宿。他们自比流浪者，却一直没有忘记做着驻留者的梦。“别人的城市”依旧是别人的。殊不知，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打工者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其流动将是长期的。如果心理不及早“拐弯”，他们将很难开拓一片新天地，更难共创一个好的生活空间。

第二，“都市恶、乡村美”的观念一直没有得到矫正。在打工文学中，用“乡村中国的眼光打量刚崛起的都市中国”，是它们创作的基点，这说明了打工文学还没能深入把握到特区商品经济的必然趋势和它对文明进步的建树。

把眼光集中到打工小说中来，也许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这两个方面。

自称为“现代流放者”的张伟明，端的是自己流放自己，因此，他的作品都有一股“轻松的潇洒”的气息。他的第一篇小说《我们INT》(INT 意为接触不良)，一开头便把打工者对以流水线为轴心的大工业生产的不适应渲染得淋漓尽致。

不知为什么，在读这篇作品时，让人想起了当年沈从文的一段自白：“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的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在《我们INT》中，“我”确实是一个有自己的“尺寸”和“分量”的、能够独立思考的打工仔。所以，当厂方不断加班，剥夺了工人的休息时间的时候，“我”能挺身而出，和工人们采取对抗的行动；当劳资矛盾不断深化的时候，“我”更是以笔作檄文，代表“打工者”以四百余字仅用一个感叹号的“长句体”，回敬了香港总管的责问，痛快淋漓至极。

但是，结果会怎么样呢？毕竟，大工业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自然就与分散的却也不乏温情的小农经济不一样。“高大的厂房充斥的是紧张的节奏、严格的纪律、明确的上下级关系……流水线不需要人的个性展示，只需要灵活快捷的手”，人沦为机械的“工具”，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大工业的发展在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伴随着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无情摧毁。

不过张伟明不信“邪”，他依然在他的另一篇小说《下一站》里高歌“潇洒走一回”，炒鱿鱼算得了什么，东家不打打西家好了，何况是打工仔炒老板鱿鱼，更是被视为“英雄”。这篇作品，似有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的流风余韵。

但张伟明小说中的打工者，其思想境界只到了“要做自己的主人”的层面，而还未涉及“要做这城市的主人”的层面，还未能真正提示出：四处打工，在当代社会中并不是一种流浪，而是寻找更好的社会位置的螺旋上升过程。这跟另一个打工作家黄秀萍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黄秀萍的小说《绿叶，在风中颤抖》，除了因为带有自传色彩，还由于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引人注目。作品中的四位打工妹，寻梦的初衷是相同的，归宿却迥异。这涉及打工阶层所面临的现实社会问题，导致她发出了一声声的叹息：我们“只不过是深圳这片繁华之地的过客而已”，因为“这里没有港湾”。

他们的作品，和安子等人的纪实作品一样，都是特区打工者心声的强烈流露，作为小说家，他们是不成熟的。打工生涯的漂泊不定和现实生活的严峻坎坷，与他们青春的激情和心灵的呐喊糅合在一起，往往使他们来不及深思便把情绪变成了文字。评论家们所戏言的“新派小说读句式，老派小说读故事”的当下小说现状，在他们的作品中两者都不沾边。所以在中国文坛大潮中，它们很难归类，只能独辟一格，倒是有一种朴素的美，在直接的表达中充满了无拘束与热烈勇敢。

林坚的笔下则是另一种格局。不知是电视剧《外来妹》受他的小说的影响，还是他向另一种艺术门类取的经，我们在阅读他的《别人的城市》时，总感到打工妹齐乐和《外来妹》中的赵小云很是相似，而打工仔段志和赵志强也如同“难兄难弟”。同样都是从家乡出来闯荡，女人们都留在了新地，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既能适应都市文明，发挥个人才智，又能调整好人际关系，懂得保护自己，在新的生活中游刃自如。男人们却不适应特区的生活，迫不得已回到了家乡，但又对家乡的落后闭塞再也看不过去，一颗心就在夹缝中挣扎着，最终还是返回到了“别人的城市”。

其实，早在1984 年，林坚就以他刚到特区打工的切身体验，写出了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把主人公从与世无争的生活中抛到竞争激烈的旋涡里，由此挣脱了以往传统的文化心态的桎梏，参与到奋斗拼搏的行列中去。作品不乏诗意的描写，但已让人初步看到了从小农经济到大工业文明的转变中所带出的生存竞争的严酷现实，以及“要搏杀才能有出路”的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向性。

之后，《外面的城市》《流浪者的舞蹈》等小说，从深圳评论家们的言语表达来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强化了“打工者必须适应环境，参与竞争”这一题旨，即不仅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还要做环境的主人。这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别无选择的选择！

但不知为什么，看林坚的新长篇《有个地方在城外》，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强化的东西，在长篇里却无一例外地被压抑和弱化了，似乎兜兜转转地，又回到了永远在路上的“过客”心态，对特区和打工者又作一种惯常的观察和评判。

保护自己，在新的生活中游刃自如。男人们却不适应特区的生活，迫不得已回到了家乡，但又对家乡的落后闭塞再也看不过去，一颗心就在夹缝中挣扎着，最终还是返回到了“别人的城市”。

其实，早在1984 年，林坚就以他刚到特区打工的切身体验，写出了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把主人公从与世无争的生活中抛到竞争激烈的旋涡里，由此挣脱了以往传统的文化心态的桎梏，参与到奋斗拼搏的行列中去。作品不乏诗意的描写，但已让人初步看到了从小农经济到大工业文明的转变中所带出的生存竞争的严酷现实，以及“要搏杀才能有出路”的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向性。

之后，《外面的城市》《流浪者的舞蹈》等小说，从深圳评论家们的言语表达来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强化了“打工者必须适应环境，参与竞争”这一题旨，即不仅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还要做环境的主人。这是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别无选择的选择！

但不知为什么，看林坚的新长篇《有个地方在城外》，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强化的东西，在长篇里却无一例外地被压抑和弱化了，似乎兜兜转转地，又回到了永远在路上的“过客”心态，对特区和打工者又作一种惯常的观察和评判。也就是这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陌生人”，由于受了大都会物质文明和商业文明的极大诱惑，从乡镇涌进大都市，脱离了地缘、血缘与伦理道德的维系，一点一点地掉进无底的深渊。所以从“陌生人”又变成“片面人”，最后变成“变态人”。①

不过，那已是世纪初的环境了。到了世纪末，时空迥异，发展商品经济已成了中国走向富强的别无选择的历史必然。而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科学、现代理性、现代文明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深圳的一些文化工作者提得好：一是不能把今天的特区打工者和30 年代的“包身工”类比；二是不能把西方社会把人异化为机器的病态与我们的国情和民情简单类比。我们需要写出商品经济带来人的异化，也同样需要表现出人在克服异化的努力中闪射出来的光辉；我们可以对传统的田园风光和人伦观念寄予眷恋，同时更要对安于贫困、不思进取、排斥竞争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惰性危害有足够的认识。

有一个整体把握，打工文学才会更上一个层次，而不会再大叫大喊“打工者之歌”，或者仅仅把特区当作“青春的驿站”。


      原载《在南方的阅读：粤小说论稿（1978—1996）》，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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