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工文学立言

陈辽( 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目前，一些人由于对打工文学未做深入研究，因而对之存在误解，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打工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有人把打工文学与《包身工》等旧时代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等同，似乎打工文学早已有之。其实，今天的打工者来自生活基本有保障的农村，打工出于自愿，其人身自由和人权是得到尊重的。另一种误解是把中国的打工文学与美国当年的西部文学等同，认为打工文学在外国早已有之。这是不对的，深圳等经济特区在开发前不像美国西部开发前那样原始、荒凉，打工文学的内容也迥异于西部文学。还有人将打工文学和海外华人的移民文学等同，认为打工文学在海外华人中也有。事实上，移民的处境与打工者很不相同，移民文学与打工文学也迥异其趣。所以，我认为打工文学是中国文学百花园里的一簇新花，也是世界文学中的一枝异卉。

打工文学的特点是鲜明的，具体表现为作品中的种种现代意识。如：一、风险意识。打工者承担外出闯荡的风险，毫不犹疑地投身打工行列，开辟自己的新前途。二、竞争意识。打工者进入特区、大中城市后，打工者之间就开始了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中外企业之间，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适者生存，打工者很快形成竞争意识并参与其中。三、民主意识。如果说打工者在农村和原单位习惯于“家长制”和“长官意志”，那么到了开发区城市，他们的民主意识苏醒了，张扬了。在《我们INT》中的“我”一口气几百字表达了对香港总管的抗议，这个“我”就体现了打工者的集体意愿和民主意识。可以说，今日中国民主意识最鲜明最强烈的，就是打工阶层。四、开拓意识。打工本身为的就是实现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转变，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开拓新生活。《来自女儿国的报告》里的赵露珍，便是“从一个农家女变成了‘女儿国的国王’，跻身企业家行列”，成了打工者富于进取开拓的象征。五、拼搏意识。打工者的拼搏精神是罕见的。小说《打工女郎》中的康珍认识到“深圳是一个让你可以拼搏的世界”，
诗歌《深圳语言问题》写道，“到了深圳就讲深圳话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些最具深圳特色的方言／几百万打工仔们一个个都使得颇标准而流利”，即是这种拼搏精神的表现。总之，打工文学表现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性格，这是最宝贵的！

刘峻骧(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无论从文学意义、社会意义，或者从民族学意义上来讲打工文学，我们都可以评论它。我一直很关注深圳文化的发展。打工文学这个议题选得很好，有人说宝安区搞这个研讨会是政府行为，可是，这种政府行为并不命令你写什么，并不是要你写宝安如何，并且打工文学也并没有写宝安如何。我觉得多有这样的政府行为就好了，我们国家那么多政治家都来关注文化，只会是文化的幸事。

打工文学是深圳独特的民俗文化学的新生事物。昨天我听打工作家发言说，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是别人的，我觉得这是对的，一切艺术创作都要走自己的路。打工文学跟女性文学不一样，后者以性别区分，而打工文学是特定的，是深圳地区，或者说珠江三角洲地区二十年来涌现出来的新文学现象。打工文学是一种体验人生的文学，打工者敢于走出家园，敢于自我超越。打工作家张伟明现在是广东文学院的专业作家，而周崇贤则是《南海日报》副刊部副主任，他们从一个打工者变成了一个文化工作者，人类的文明就是不断超越的。深圳抓住了这样一批作家，又抓到了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很令人欣慰。苏东坡曾说过，“国之长短在风俗”，我希望宝安政府多拿出一点钱来培养更多的作者，让我们的打工文学和打工作家不断地超越。真正的文学艺术，不要去追求那些时髦或当红的题材、写法，当然也不限定打工作家非得写打工生活，作家你感悟什么都可以写，但你必须直面人生。让我们看看川端康成和聂鲁达在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川端康成讲的是《美丽的日本和我》，他讲了大量的俳句、插花等，作为一个作家，你要努力学习别的东西；而聂鲁达谈的则是他们智利的国土，他就讲他那个长长的、美丽的、很特别的国土，赞美他的人民。我们也应该赞美我们的时代，尽管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些地方糟糕透顶，但要看到我们的时代是不断地前进的，我们的打工作家不要发牢骚，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把大旗扛起来。


                                                                                                                                            原载《深圳商报》2000 年10 月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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