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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
作者：郑小琼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1 人已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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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面孔不断地涌现出来，表情不一，疲惫、睡眼惺忪、苍白、迟钝。这是我看到的景象，时间是凌晨两点十分。一句在内心搁置了很久的诗突然涌入脑海：“她们像浸水的木头浮了上来，充满疲惫。”那么，这些面孔究竟是什么？她们手中的劳作还没有停止，插旗仔、边制、中制、左右制、弹弓、钢通……树形的流水线上，制品还沿着淡绿色的传送带前进，拉线头的轴承在转动着，吱呀吱呀。二十厘米长的盒底在传送带左边流动，同样长度的盒盖在传送带右边流动，像船队一样，慢慢地驶过一个个码头，码头边上，坐着一张张疲倦的面孔。她们伸出双手，往船只上装上一个个零件，或者别的什么。
我站在拉头，看着她们，白色的桶式工衣，白色工帽，把她们的年龄与优美的体形都隐藏起来了，剩下一张张疲倦的面孔和一双双不停操作的手，我从一张张浮满睡意的脸上辨认着她们：李芳、童爱玲、刘忠芳、戴庆荷……她们像无数片疲倦的叶子，透着秋天般的枯黄与清瘦，机器嘈杂着，不急不慢。一条流水线上，七十八个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她们一一分辨。先哲们早就用真理的方式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她们也一样。我知道，在这条流水线，曾经有过相似的两片树叶，比如李芳，拉头有一个李芳，拉尾也有一个，拉头的李芳是插中制的，拉尾的是装带的。我常常会把她们叫错，但很快我学会了把她们分清楚，比如当我叫插中制的李芳，我会叫工号213 号，叫装带的李芳是234 号，或者省去她们的姓名，用她们的工序叫她们，插中制的或装带的。
“她们”，当我写下这个词时，“们”，复数，意味着一群，数量繁多。我是这个车间的管理员。三条流水线，一条流水线上七十八个人，还有指导工、QC 质检、机台维修，车间一共二百六十四个人。我能清楚地记住的只有六十个人左右，其余在脑海中只是一个模糊而隐约的图像。数量的繁多、流转与躁动，使得她们在我的心中如同墙上的斑点一样，难以分清。虽然她们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工种、工位、工号、面孔、性格、身材、籍贯、声音、爱好……让我分辨出她们中的每个人区别于其他人不同的特征，让我能把她们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但是这些混合在一起，很快抹掉了她们身上独有的特征，让我无法把“她”清晰地从这一群人中分辨出来——她们留给我的是一个模糊的表象，我看到的是相似的虚无。她们对于我，就像我无法从河流中辨认出一滴水与另一滴水的区别。
我站在车间的拉头，A1 线，A2 线，A3 线，她们低着头，我看不清她们的面孔，我看到的是一群在紧张中劳作的流水线操作员，这是她们共同的特征。她们像墙上的斑点一样在我的视野中移动着。她们的面孔属于这个车间，属于这些不说话的制品，属于这些工序名称定位的某个角色，属于流水线这个由人和机器组成的集合组织。这些生硬冰冷的塑料、钢铁、胶片、机器把她们一个个嵌入我的记忆中。她们不再属于人的面孔，她们美妙的身体，花朵一样的年龄，秋水般的眼神，充满着活力……这一切都不能让我清楚地把她们辨认出来。我只能具体地把她们放在没有一点儿人情味的流水线工位上去辨认她们，把她们看作流水线上的机器一样，用流水线的某个程序角色固定她们。我在这个工厂做了两年，我熟悉车间三条流水线的机台，譬如A1 线的自动钢针机容易出现钢针松动，A2 线的钢针机容易出现钢针打歪，A3 线容易出现漏打钢针，然后我知道出现这些问题时，该拧紧钢针机的哪一个螺丝，或者将托道向哪边移动一下。同样我清楚知道制品在这个车间三十四道固定的程序工位，我能从程序工位上辨认她们的姓名，插旗仔A1 线的是戴庆荷、李丽、陈群，并渐渐记起，戴庆荷是贵州人，李丽是湖北人，陈群是安徽人。
这些面孔渐渐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她们的喜乐哀愁，她们的爱情、幸福，她们的面孔，她们修长的手指、性感的嘴唇、玲珑的曲线不断地被流水线吸收，慢慢地渗透在流水线的某个具体的工位、动作、秩序中。她们渐渐忘记了所有内心的感受与肉体的波动、脸色与面部表情、偶尔的微笑与活力，仅仅剩下某个单调具体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不是标准协调？是不是适合流水操作标准？是不是冗长？我不会去了解她们中的某一个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左撇子，或者另外一个人有着自小带来的某种习惯性动作，我只需要她们的动作如同那些自动机器一样标准。她们不需要独特而迷人的个性、表情、眼神，她们只需要被流水线打磨得统一的动作、速度。
她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身体里的温度、情感，眼神间的妩媚、智慧，肉体上的疼痛、欢乐等都消失了。作为流水线上的某个工序的工位，以及这个工位的标准要求正渐渐形成。流水线拉带的轴承不断地转动着，吱呀吱呀的声音不停地响动着，在这种不急不慢永远相同的速度声里，那些独有的个性渐渐被磨掉了，她们像传送带上的制品一样，被流水线制造出来了。
2
这个时代，思想从来只是把社会从迷茫与妄想中拖曳出来，对于一个单独的个体，倒是有越来越多如同流水线一样的组织、程序、机构，将人的精神禁锢起来。这个工业流水线化的年代，无论是精神上的人还是物质上的人，正被流水线以某种角色分解打磨成某个工序角色，名称不一，用途不一。作为个体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于流水线上某个角色规定的职责。譬如刘忠芳，四川岳池人，年龄十九岁，她喜爱唱歌，卡拉OK 唱得极好，身高一米六二，体重四十九公斤，被人称作厂花。她活泼开朗，一脸微笑，如秋池的眼睛深邃迷人，喜欢穿紧身低腰裤，将那一截柔软而曼妙婀娜的小腰露出来。紧绷的裤子把她高翘浑圆的臀部勾勒出来，在侧身弯腰的瞬间，会有一小段股沟蹦出来，充满了诱惑。现在她进入A 车间了，这一切都消失了，圆桶工衣把所有的曲线与诱惑收藏起来。流水线要求她把这些美丽、活力、性感都放置在车间门槛之外。很少有人有空注意她，拉带中自上而下的制品把这一切都挤走了。“把自己美丽的个性收藏在工衣里”，这是我曾经在一首诗中写过的一句话。在流水线的程序下，我们所有的个性都被迫收藏起来，塞进工衣的某个角落里。这是一种被迫放弃，流水线把与工位角色无关的一切都阻挡在外，流水线对于刘忠芳的行动与穿着有着某种标准规范，她必须穿上防尘工衣，头戴工帽，戴上手套，中指、食指、大拇指都必须戴着胶指套。
当我从拉头走到拉尾，经过装钢通区域时，我偶尔会想起刘忠芳是一个美丽的尤物，还有她那性感而妩媚的身材，于是在经过她身边时我会留意多看她几眼。现在的她不再是那一个充满诱惑的刘忠芳，看不到她向前凸起的胸部，也看不到翘起的臀部，还有杨柳一样柔软的腰肢。这一切都被流水线剪掉了。如今从外表看去，她跟她身旁那位三十岁已有两个孩子的李喜珍没有什么两样。她们都是A1 线装钢通的工位，有着相同的动作，相同的姿势，相同的速度。她们都在不停地重复着单一的动作。在这一刻，你发现作为个体的她们被隐藏了起来。在流水线上，她不再是漂亮而性感的刘忠芳，她是A 车间流水线中的装钢通工序操作工。装钢通的刘忠芳与装钢通的李喜珍没有了区别，与A2 线的郑燕、吴萍也没有区别，她们相互之间可以替代。她们都有了另外一个可疑的身份。刘忠芳：A231，工种：装钢通，用途：在流水线的制品上装上钢通；刘丽娜：Q21，工种：品质检查，用途：检测制品的功能并挑选出不良品；顾芳：S876，工种：扣辘套，用途：在辘套机上扣带……它们如此明确而简单地将一个个的人简化成了流水线上的某个角色，让她们在这个角色中行动，成为流水线规范下的人。
在流水线的车间里行走，我再也看不到人，我看到的是人群、工种、工序操作员。我和她们一样都活在不断的丧失中，原本属于我们个体珍贵的部分：意识、喜乐、性感、曲线，都被流水线剪掉了。车间的白炽灯白晃晃的，射出冷漠的光线，灯光下是一个个低着头、紧张劳作的人。她们低着头，面无表情。在紧张中，她们不知道窗外是白天还是黑夜，她们忘记自己的喜乐与痛苦，欢愉与悲哀。
每次走进流水线车间，我便会产生一种冷漠阴湿、单调乏味的感觉。整个车间，如同钟表一样嘀嗒嘀嗒有节奏地运转着，一板一眼、冷冷冰冰。车间的人冷漠而愁苦，沉默而压抑，空气中仿佛飘浮着一股阴郁的死寂，每张脸上的眼神之中都流露出一种由紧张而产生的恐惧，某种冰冷规矩下产生的胆怯与小心翼翼。在白炽灯下，她们的神色是那样苍白黯然。机器不停地转动着，从传送带上流下来的制品将人紧紧纠缠。
她们无法摆脱它们，她们只能服从。
这些面孔不断地涌现出来，表情不一，疲惫、睡眼惺忪、苍白、迟钝。这是我看到的景象，时间是凌晨两点十分。一句在内心搁置了很久的诗突然涌入脑海：“她们像浸水的木头浮了上来，充满疲惫。”那么，这些面孔究竟是什么？她们手中的劳作还没有停止，插旗仔、边制、中制、左右制、弹弓、钢通……树形的流水线上，制品还沿着淡绿色的传送带前进，拉线头的轴承在转动着，吱呀吱呀。二十厘米长的盒底在传送带左边流动，同样长度的盒盖在传送带右边流动，像船队一样，慢慢地驶过一个个码头，码头边上，坐着一张张疲倦的面孔。她们伸出双手，往船只上装上一个个零件，或者别的什么。
我站在拉头，看着她们，白色的桶式工衣，白色工帽，把她们的年龄与优美的体形都隐藏起来了，剩下一张张疲倦的面孔和一双双不停操作的手，我从一张张浮满睡意的脸上辨认着她们：李芳、童爱玲、刘忠芳、戴庆荷……她们像无数片疲倦的叶子，透着秋天般的枯黄与清瘦，机器嘈杂着，不急不慢。一条流水线上，七十八个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她们一一分辨。先哲们早就用真理的方式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她们也一样。我知道，在这条流水线，曾经有过相似的两片树叶，比如李芳，拉头有一个李芳，拉尾也有一个，拉头的李芳是插中制的，拉尾的是装带的。我常常会把她们叫错，但很快我学会了把她们分清楚，比如当我叫插中制的李芳，我会叫工号213 号，叫装带的李芳是234 号，或者省去她们的姓名，用她们的工序叫她们，插中制的或装带的。
“她们”，当我写下这个词时，“们”，复数，意味着一群，数量繁多。我是这个车间的管理员。三条流水线，一条流水线上七十八个人，还有指导工、QC 质检、机台维修，车间一共二百六十四个人。我能清楚地记住的只有六十个人左右，其余在脑海中只是一个模糊而隐约的图像。数量的繁多、流转与躁动，使得她们在我的心中如同墙上的斑点一样，难以分清。虽然她们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工种、工位、工号、面孔、性格、身材、籍贯、声音、爱好……让我分辨出她们中的每个人区别于其他人不同的特征，让我能把她们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但是这些混合在一起，很快抹掉了她们身上独有的特征，让我无法把“她”清晰地从这一群人中分辨出来——她们留给我的是一个模糊的表象，我看到的是相似的虚无。她们对于我，就像我无法从河流中辨认出一滴水与另一滴水的区别。
我站在车间的拉头，A1 线，A2 线，A3 线，她们低着头，我看不清她们的面孔，我看到的是一群在紧张中劳作的流水线操作员，这是她们共同的特征。她们像墙上的斑点一样在我的视野中移动着。她们的面孔属于这个车间，属于这些不说话的制品，属于这些工序名称定位的某个角色，属于流水线这个由人和机器组成的集合组织。这些生硬冰冷的塑料、钢铁、胶片、机器把她们一个个嵌入我的记忆中。她们不再属于人的面孔，她们美妙的身体，花朵一样的年龄，秋水般的眼神，充满着活力……这一切都不能让我清楚地把她们辨认出来。我只能具体地把她们放在没有一点儿人情味的流水线工位上去辨认她们，把她们看作流水线上的机器一样，用流水线的某个程序角色固定她们。我在这个工厂做了两年，我熟悉车间三条流水线的机台，譬如A1 线的自动钢针机容易出现钢针松动，A2 线的钢针机容易出现钢针打歪，A3 线容易出现漏打钢针，然后我知道出现这些问题时，该拧紧钢针机的哪一个螺丝，或者将托道向哪边移动一下。同样我清楚知道制品在这个车间三十四道固定的程序工位，我能从程序工位上辨认她们的姓名，插旗仔A1 线的是戴庆荷、李丽、陈群，并渐渐记起，戴庆荷是贵州人，李丽是湖北人，陈群是安徽人。
这些面孔渐渐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她们的喜乐哀愁，她们的爱情、幸福，她们的面孔，她们修长的手指、性感的嘴唇、玲珑的曲线不断地被流水线吸收，慢慢地渗透在流水线的某个具体的工位、动作、秩序中。她们渐渐忘记了所有内心的感受与肉体的波动、脸色与面部表情、偶尔的微笑与活力，仅仅剩下某个单调具体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不是标准协调？是不是适合流水操作标准？是不是冗长？我不会去了解她们中的某一个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左撇子，或者另外一个人有着自小带来的某种习惯性动作，我只需要她们的动作如同那些自动机器一样标准。她们不需要独特而迷人的个性、表情、眼神，她们只需要被流水线打磨得统一的动作、速度。
她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身体里的温度、情感，眼神间的妩媚、智慧，肉体上的疼痛、欢乐等都消失了。作为流水线上的某个工序的工位，以及这个工位的标准要求正渐渐形成。流水线拉带的轴承不断地转动着，吱呀吱呀的声音不停地响动着，在这种不急不慢永远相同的速度声里，那些独有的个性渐渐被磨掉了，她们像传送带上的制品一样，被流水线制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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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思想从来只是把社会从迷茫与妄想中拖曳出来，对于一个单独的个体，倒是有越来越多如同流水线一样的组织、程序、机构，将人的精神禁锢起来。这个工业流水线化的年代，无论是精神上的人还是物质上的人，正被流水线以某种角色分解打磨成某个工序角色，名称不一，用途不一。作为个体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于流水线上某个角色规定的职责。譬如刘忠芳，四川岳池人，年龄十九岁，她喜爱唱歌，卡拉OK 唱得极好，身高一米六二，体重四十九公斤，被人称作厂花。她活泼开朗，一脸微笑，如秋池的眼睛深邃迷人，喜欢穿紧身低腰裤，将那一截柔软而曼妙婀娜的小腰露出来。紧绷的裤子把她高翘浑圆的臀部勾勒出来，在侧身弯腰的瞬间，会有一小段股沟蹦出来，充满了诱惑。现在她进入A 车间了，这一切都消失了，圆桶工衣把所有的曲线与诱惑收藏起来。流水线要求她把这些美丽、活力、性感都放置在车间门槛之外。很少有人有空注意她，拉带中自上而下的制品把这一切都挤走了。“把自己美丽的个性收藏在工衣里”，这是我曾经在一首诗中写过的一句话。在流水线的程序下，我们所有的个性都被迫收藏起来，塞进工衣的某个角落里。这是一种被迫放弃，流水线把与工位角色无关的一切都阻挡在外，流水线对于刘忠芳的行动与穿着有着某种标准规范，她必须穿上防尘工衣，头戴工帽，戴上手套，中指、食指、大拇指都必须戴着胶指套。
当我从拉头走到拉尾，经过装钢通区域时，我偶尔会想起刘忠芳是一个美丽的尤物，还有她那性感而妩媚的身材，于是在经过她身边时我会留意多看她几眼。现在的她不再是那一个充满诱惑的刘忠芳，看不到她向前凸起的胸部，也看不到翘起的臀部，还有杨柳一样柔软的腰肢。这一切都被流水线剪掉了。如今从外表看去，她跟她身旁那位三十岁已有两个孩子的李喜珍没有什么两样。她们都是A1 线装钢通的工位，有着相同的动作，相同的姿势，相同的速度。她们都在不停地重复着单一的动作。在这一刻，你发现作为个体的她们被隐藏了起来。在流水线上，她不再是漂亮而性感的刘忠芳，她是A 车间流水线中的装钢通工序操作工。装钢通的刘忠芳与装钢通的李喜珍没有了区别，与A2 线的郑燕、吴萍也没有区别，她们相互之间可以替代。她们都有了另外一个可疑的身份。刘忠芳：A231，工种：装钢通，用途：在流水线的制品上装上钢通；刘丽娜：Q21，工种：品质检查，用途：检测制品的功能并挑选出不良品；顾芳：S876，工种：扣辘套，用途：在辘套机上扣带……它们如此明确而简单地将一个个的人简化成了流水线上的某个角色，让她们在这个角色中行动，成为流水线规范下的人。
在流水线的车间里行走，我再也看不到人，我看到的是人群、工种、工序操作员。我和她们一样都活在不断的丧失中，原本属于我们个体珍贵的部分：意识、喜乐、性感、曲线，都被流水线剪掉了。车间的白炽灯白晃晃的，射出冷漠的光线，灯光下是一个个低着头、紧张劳作的人。她们低着头，面无表情。在紧张中，她们不知道窗外是白天还是黑夜，她们忘记自己的喜乐与痛苦，欢愉与悲哀。
每次走进流水线车间，我便会产生一种冷漠阴湿、单调乏味的感觉。整个车间，如同钟表一样嘀嗒嘀嗒有节奏地运转着，一板一眼、冷冷冰冰。车间的人冷漠而愁苦，沉默而压抑，空气中仿佛飘浮着一股阴郁的死寂，每张脸上的眼神之中都流露出一种由紧张而产生的恐惧，某种冰冷规矩下产生的胆怯与小心翼翼。在白炽灯下，她们的神色是那样苍白黯然。机器不停地转动着，从传送带上流下来的制品将人紧紧纠缠。
她们无法摆脱它们，她们只能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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