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 ——关于“打工文学现象”

作家的人文关怀大致可分为两种层次：一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即关注人类生存的意义、死亡的价值、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以及人的精神追求等；二是对人的现实关怀，即对人类生存处境和具体现实环境的关心，人性的困境及其矛盾、人对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公义的艰难追求，以及人类的灵肉冲突等等。在现实关怀之中，包含着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本主义意识，体现出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高度重视，对人的价值的集中关注，尤其体现在对社会底层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他们生存欲望的深刻理解和同情。过去的文学大师如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鲁迅、曹禺、巴金等都是这类现实关怀者的典范。20 世纪的后半期，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文学大师以及后现代哲学大师们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为第一种层次的人文关怀，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实关怀仍然是作家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部分，文学的底层意识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且能在世界文学史中闪烁出异彩，如南非作家库切的创作，还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中国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现实就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在沿海地区兴办的“三来一补”企业以及靠劳动密集型起家的企业，劳动条件艰苦，许多企业还处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其着眼点在于“物”，眼里还顾不上人。那时的工厂聚集了一批从农村转移来的农民工，其生活的艰辛正如一些打工诗人所描写的“像老鼠一样在生活着”。一首当年在深圳的“三资”企业中流行的打工歌谣唱道：“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打工阶层尤其是农民进城务工阶层的生存状况是非常艰难的，稍有不慎还要被辞退，有的受了工伤得不到赔偿。20 世纪90 年代初，城市改革开始，不少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往往是以一部分工人的失业为代价的，因为国家要调整工业结构，城市要“腾笼换鸟”，被换下来的“鸟”有的却无能力再进新的“笼子”了，于是工人从过去的“骄宠”一下子就沦为社会底层，这确实让许多人唏嘘不已。在今天，虽然有的大城市已发展得很繁荣，大厦林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丝毫不亚于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也有了诸多首席执行官、大企业家、白领、中产阶级、小资等，但在这些城市的表面繁荣中仍然有挣扎在维持基本温饱水平线的贫困户，还有流浪在城市各个角落乞讨的流动人口。更何况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在继续扩大，底层还是构成我们这个社会基础的较大部分。从总体上来说，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在步入小康，但我们还必须关注底层，为底层呼吁，并为改造底层、提升底层做出切实的精神关怀。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和这个阶段需要文学的底层意识。

底层意识是一个形象的概括，如果按写作者来分，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已不是社会底层至少说是中等阶层或知识分子的写作中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由于他们关注社会底层的艰辛生活和生存困境，其作品往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但有时也不免有俯视的感觉，有的还对底层生活存在一定的隔膜，多少带有一些臆想的成分，有的流露出过于同情的意味。另一类则是由本身就处于底层的写作者即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务工的打工者所写的打工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由于他们有亲历的体验，会更让人感觉到平实。有的为了给自己打气，反而更趋理想化一些。尽管有两类写作者的不同表达，但其底层意识在精神内涵上是一样的，即对社会底层生存状况的关注与揭示，意在唤起社会对社会底层命运的重视，为社会底层遭遇不平等、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相对贫困和暂时困难给予关注，对社会底层前途的改变与未来路向充满着忧虑与同情。

与20 世纪80 年代的“伤痕文学”“大墙文学”相比较，当前文学的底层意识主要不在于反思对底层人物造成伤害的社会原因和人性原因，而是着重在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描述，因此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更多地着重在“切近”而不在“反思”。与“知青文学”相比较，当前文学对底层人物命运的描写更着重在写出他们的无奈与生存挣扎，而“知青文学”着重在反思当时青年的盲从和迷茫。当前的底层写作与底层意识的表现，更多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难进程和社会改革的阵痛联系在一起，其中虽也有对愚昧的鞭笞和文明的启蒙，但更多的主题却超越了“文明与愚昧冲突”的限制，将笔触深入到对社会转型期阶层的分化与身份的转移，社会改革带来的生存困惑和道德困扰以及许多一时还难以作出好坏对错判断的难题。值得重视的是，当前文学的底层意识已具备了新人文精神的因素，有了超越一般人道主义同情和平等意识呼吁的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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