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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湾》的文学生产
作者：尹昌龙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打工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2 人已围观
对于目前的文学史写作来讲，广东的打工文学似乎还缺乏必要的“经典性”，因而虽然它的出现已经有十个年头左右，并且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命名，但要“进入”文学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一是文化传播的原因，广东的打工文学始终不能摆脱它的地方性；二是文学性的原因，广东的打工文学很难得到较高的专业评价。这些就使得它更多地被看作一种文化现象而非文学现象。考虑到“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打工文学更多的是在群体中流通，它的意义往往在于其文化性而非文学性。对于关心普罗大众的“文化研究”这门学科来说，打工文学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于，打工文学的兴起可能并不一定就是文学的胜利，相反，它倒可能是文化扩张的征候。而就是在这种扩张中，文学与文化之间的鸿沟被慢慢填平，界线被慢慢模糊。
将《大鹏湾》杂志与对打工文学的讨论结合起来，这本身就说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如要把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的话，那么作为打工文学的一个主要载体——《大鹏湾》杂志，就必然要进入这种文化研究的视野中。通过考察这本杂志的运作，可以进一步地了解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是如何得到推动的。
应该作出说明的是，既然是从文化生产的研究角度而言，就应该接受两个基本假设：一、打工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对文本的解读相应地会让位于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二、打工文学反映着打工文化，同时也是在构造着打工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打工者社会的出现离不开打工文学的形塑。提出这样的假设，会有助于将对《大鹏湾》杂志及打工文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更新的领域。
一、从文学期刊到大众读物
考察《大鹏湾》杂志的封面和包装的演变，我们会发现一个隐约的轨迹。最早这本刊物是以“文学性”作为宗旨的，有“纯文学”期刊所要求的“单纯”与“纯粹”。但是，这种风格的封面设计随着整个杂志定位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大约是在1990 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这一时期的杂志封面多为一种群体性的打工者的生活场景，或则集体性返乡与进城，或则群众性的起居与娱乐。打工群体无疑成为“焦点”与“核心”。颇有意味的是，在“选择”这些打工者时，基本上都是女性。像总第二十期的封面中，清晰的打工妹队列占据中心，而在其远处，是模糊的作为背景的打工仔。同时，那些单个的打工妹的本色肖像已陆续进入封面，虽然还只是在角落或边缘。而到了1994 年底1995 年初，群体性的打工妹肖像开始消失，而所谓的“摩登女郎”则稳步占领着封面。像1994年总第二十八期，封面女郎已不再“本色”化，西装的装束及侧逆光下的黑发，力图构造一个“现代”形象，尽管这种“现代”拘谨得充满痕迹。而最为极端的是1995 年总第三十一期，封面女郎则干脆换成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开放的西方少女，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她的图像旁边打着“中国最早的打工刊物”这样的口号。与此同时，封面上的“文化综合性月刊”的主名则已完全替代了早些时候的“文学季刊”的标志。而早期杂志封面二中的《渔村新貌》《赶海》《红荷吐艳》之类的图案和作品也全面消失了。
杂志封面“现代”起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一方面是对“地方性”的克服，随之而来的是统一普遍的“现代”形象，亮丽的面孔，新潮的装束；另一方面是对“乡土性”的克服，“土气”的东西被“洋气”的东西代替，疲惫的、拘谨的打工妹经过“改写”后，一跃成为活泼的、灵动的甚至是性感的青春少女、城市女郎。而这种“现代”起来的经历背后，就是地方性文学期刊向现代性的城市读物的转变。
与封面的变化相一致的是封面二、封面三与封面四的变化。那种本土性的、艺术性的摄影、绘画作品，基本上已被广告代替，它们近乎弥漫性地占据着这些较为显眼的位置。那种早期的“纯粹性”“形式性”已然消失。这些当然并不就说明杂志本身质量的变化，而是说明广告已经占据整个杂志文化生产的绝大部分，它不仅仅是在启蒙或代言，它同时是在经营。包括广告，包括美女封面，都是这种经营策略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大鹏湾》还是一本文学杂志或打工刊物，但是，它是以现代城市读物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正因为如此，它不断地加强着它的文化“现代性”。就拿2000 年第七、八期合刊来说，单是以其封面上的红衣少女形象，是很难辨认出那种朴素到有点寒酸的打工者的样子的，尽管它还是一本打工者的杂志。
而从其栏目设置上就更能看出这种变化来。像“大鹏出击”“快照速递”“接触访谈”等栏目的出现，已大大改写了杂志中“虚构性”文学的含义，新闻性被大大加强了，相应地，它进入和干预打工生活的程度加深了。比起那些“反映打工生活”“表达打工心曲”的文学方式来说，这种新闻性大大缩短了文学与打工者的距离。它对“文学性”的削弱一度表现为“打工文学”仅仅是所有栏目中仅剩的一个名称。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那些非新闻性的、非访谈性的栏目中，往往也让人分不清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而编者也常常并不就此作出澄清。这显然又是降低文学虚构性的一个策略。
二、作者、读者与编者的再生产
几乎从来没有一本杂志像《大鹏湾》这样，能够在作者、读者与编者之间形成如此亲切的身份上的互动，以至于它的读者可能会变成它的作者，而它的作者也可能会变成它的编者。这种对作者、读者与编者的再生产是如此独特，以至于在今天，《大鹏湾》要求每一个编辑都必须是打工作家出身。作为一种再生产方式，它不仅保证了稳定的知识性流通，而且带来了有效性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以“经验”背景、“打工者话语”和身份信任为基础的。
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任杂志执行副主编张伟明。作为打工文学中较早也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大鹏湾》杂志创刊之初，张伟明就已经在这块园地上发表了《我们INT》和《下一站》等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以致关于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一下子成了这本地方性文学刊物中令人关注的亮点。在1989 年总第二期上发表的关于《我们INT》的评论及相应的读者意见中，这篇小说被认为“的的确确”是打工者生活的“缩影”，而许多打工者正是从中发现了“同类”，发现了“我们”以及“我们的命运和遭际”。而正是来自广大打工者的热情的呼应，使得关于打工者生活的文学成为《大鹏湾》的主流文学，而张伟明本人
也一跃成为《大鹏湾》的编辑，直至后来成为执行副主编。对于张伟明来说，变化的可能只是从作者到编者的身份；而对于《大鹏湾》杂志来说，变化的则是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定位。
《大鹏湾》杂志的文学生产，已经包含着对作者的生产。正是这样一支作者队伍的存在，保证了这样一本专业性并不太强的杂志的稳定的文学生产，在2000 年《大鹏湾》第四、五期合刊上，由一批主要作者与编者所做的关于《大鹏湾》的笔谈就透露出这种“作者生产”的意义：“我常常想，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遭遇到《大鹏湾》，没有《大鹏湾》的着力栽培，按照我过去的惯例，我早已经不再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那么，也许我至今仍躲在那个自卑的世界里苟且营生”；“在我们看来，我们能选择深圳，并且再次选择写作，除了有惺惺相惜的朋友，有安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个随时可以回去坐一
坐的家”，等等。这些陈述表明了一本杂志和它的作者之间的深刻联系。而如果要讨论《大鹏湾》对于打工文学的贡献，就不仅要看到它是如何生产出那些打工文学作品，更要看到它是如何生产出打工文学作者的。
对作者的生产，在《大鹏湾》体现为多种方式。一是由《大鹏湾》不定期组织学员培训班，通过强化文学创作的专业化训练，使之从“自发的”写作进入“自觉的”写作，而《大鹏湾》就成了他们初试身手的舞台；二是通过建立与民间文学社团的联系，进而发现作品、选择作者，像宝安区石岩镇的“加班文学社”和公明镇的“劲草文学社”，就与《大鹏湾》杂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三是通过将优秀作者吸纳到杂志社中，使其加入编者行列，从而增加《大鹏湾》对打工作家的吸引力。现任编辑郭建勋说的就是这个过程：“从一个落魄江湖的漂泊的文人，到一个着力栽培的作者，再到一个委以重任的记者，《大鹏湾》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过程把我迎入她的怀抱。”
三、从私人性到公共性
对于广大打工者来说，“打工者”的身份的获得，除了源于流水线上的工作，群聚的生活之外，还需要经过对“集体”的想象，而正是通过这种想象，互相陌生的打工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整体性的关系。而一个群体的完整程度又往往依赖于通过集体想象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通常的情况是，公共空间越大，集体身份感也就越强。对于《大鹏湾》这样一份打工刊物来说，如何拓展这种公共空间将是其能否成为打工者家园的关键。
从一本杂志的空间意义来看，它首先是一种话语层面上的，然后才可能向心理层面转化。正是在拓展话语空间方面，《大鹏湾》杂志体现了话语生产上的策略性。公共性是建立在私人性的基础上的，它通过开放私人性来降低私人性，从而达到“共识”。《大鹏湾》由此而设立了各具特色的话语形式。
一种是书信体。从1997 年1 月起，《大鹏湾》开辟栏目，或由一方倾诉爱情，或向家庭诉说思念，或向兄弟姐妹传告信息，等等。这些民间语文的出现，虽然是在表达种种私人性的关系，如父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情侣关系、朋友关系，但同时又通过这些关系，制造出不同层次的社会性，而在社会性关系的背后，个人性开始有所瓦解。
一种是口述体。这种人类学意味极强的话语形式，在《大鹏湾》杂志中主要体现为“倾听倾诉”栏目。这个栏目自开辟以来，一直有积极而稳定的人员参与。这些倾诉者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有不寻常的情感经历和不一般的身份标记。包括“第三者”“二奶”，甚至还有同性恋。倾诉的内容固然会有局部的遮掩，并且免不了附带着道德体验，但恰恰是这种最贴近倾诉者的自述，使个人的私密空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放。而随之推出的有关讨论，又尽可能地将这些私人性的事件变成了公共性事件。或许可以说，正是这种谈话，制造出了一种“公共生活”。
一种是杂语体。对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个性的打工者来说，统一身份恰恰存在于众声喧哗的杂语中。《大鹏湾》的“七彩涂鸦——留言板”栏目就是一个理想的杂语空间。这中间有众多有名或佚名的参与者，它继承了早期“本栏不设防”的杂语性，但有所不同的是，栏目中不再有编者对作者“智”高一筹的“教导”，而是每个人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它所传播的各式各样的“段子”，使之轻松到近乎无所顾忌。这似乎更像是智慧性的空间而不是情感性的空间，它是解构的而不是建构的，是狂欢的而不是叹息的。所有这些话语形式的出现，使《大鹏湾》成为一个存在于打工者之间的理想对话空间。参与者们在分享“经验”“知识”“教训”和“智慧”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打工者的整体想象，并由此获得一个集体性的身份。
作为一本内刊，《大鹏湾》在为打工者争取合法权益的时候，也在勉为其难地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包括它与省外的一些文学期刊单位的并不愉快的合作，都是它为改善自身文学生产的状况而做的努力。当然，对于一个基层性的、内部性的刊物来说，它对打工文学的推动已经勉为其难地抵达了一个可能的向度。当我们在研讨打工文学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向这份刊物致敬，并向推动着它前行的宝安区文化主管部门表示感谢。透过这份刊物和它所得到的支持，我们相信已经看到了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眼光。
原载《深圳文化研究》2000 年第2 期
一是文化传播的原因，广东的打工文学始终不能摆脱它的地方性；二是文学性的原因，广东的打工文学很难得到较高的专业评价。这些就使得它更多地被看作一种文化现象而非文学现象。考虑到“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打工文学更多的是在群体中流通，它的意义往往在于其文化性而非文学性。对于关心普罗大众的“文化研究”这门学科来说，打工文学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于，打工文学的兴起可能并不一定就是文学的胜利，相反，它倒可能是文化扩张的征候。而就是在这种扩张中，文学与文化之间的鸿沟被慢慢填平，界线被慢慢模糊。
将《大鹏湾》杂志与对打工文学的讨论结合起来，这本身就说明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如要把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的话，那么作为打工文学的一个主要载体——《大鹏湾》杂志，就必然要进入这种文化研究的视野中。通过考察这本杂志的运作，可以进一步地了解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是如何得到推动的。
应该作出说明的是，既然是从文化生产的研究角度而言，就应该接受两个基本假设：一、打工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出现的，对文本的解读相应地会让位于对生产方式的分析；二、打工文学反映着打工文化，同时也是在构造着打工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打工者社会的出现离不开打工文学的形塑。提出这样的假设，会有助于将对《大鹏湾》杂志及打工文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更新的领域。
一、从文学期刊到大众读物
考察《大鹏湾》杂志的封面和包装的演变，我们会发现一个隐约的轨迹。最早这本刊物是以“文学性”作为宗旨的，有“纯文学”期刊所要求的“单纯”与“纯粹”。但是，这种风格的封面设计随着整个杂志定位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大约是在1990 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这一时期的杂志封面多为一种群体性的打工者的生活场景，或则集体性返乡与进城，或则群众性的起居与娱乐。打工群体无疑成为“焦点”与“核心”。颇有意味的是，在“选择”这些打工者时，基本上都是女性。像总第二十期的封面中，清晰的打工妹队列占据中心，而在其远处，是模糊的作为背景的打工仔。同时，那些单个的打工妹的本色肖像已陆续进入封面，虽然还只是在角落或边缘。而到了1994 年底1995 年初，群体性的打工妹肖像开始消失，而所谓的“摩登女郎”则稳步占领着封面。像1994年总第二十八期，封面女郎已不再“本色”化，西装的装束及侧逆光下的黑发，力图构造一个“现代”形象，尽管这种“现代”拘谨得充满痕迹。而最为极端的是1995 年总第三十一期，封面女郎则干脆换成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开放的西方少女，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她的图像旁边打着“中国最早的打工刊物”这样的口号。与此同时，封面上的“文化综合性月刊”的主名则已完全替代了早些时候的“文学季刊”的标志。而早期杂志封面二中的《渔村新貌》《赶海》《红荷吐艳》之类的图案和作品也全面消失了。
杂志封面“现代”起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一方面是对“地方性”的克服，随之而来的是统一普遍的“现代”形象，亮丽的面孔，新潮的装束；另一方面是对“乡土性”的克服，“土气”的东西被“洋气”的东西代替，疲惫的、拘谨的打工妹经过“改写”后，一跃成为活泼的、灵动的甚至是性感的青春少女、城市女郎。而这种“现代”起来的经历背后，就是地方性文学期刊向现代性的城市读物的转变。
与封面的变化相一致的是封面二、封面三与封面四的变化。那种本土性的、艺术性的摄影、绘画作品，基本上已被广告代替，它们近乎弥漫性地占据着这些较为显眼的位置。那种早期的“纯粹性”“形式性”已然消失。这些当然并不就说明杂志本身质量的变化，而是说明广告已经占据整个杂志文化生产的绝大部分，它不仅仅是在启蒙或代言，它同时是在经营。包括广告，包括美女封面，都是这种经营策略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大鹏湾》还是一本文学杂志或打工刊物，但是，它是以现代城市读物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正因为如此，它不断地加强着它的文化“现代性”。就拿2000 年第七、八期合刊来说，单是以其封面上的红衣少女形象，是很难辨认出那种朴素到有点寒酸的打工者的样子的，尽管它还是一本打工者的杂志。
而从其栏目设置上就更能看出这种变化来。像“大鹏出击”“快照速递”“接触访谈”等栏目的出现，已大大改写了杂志中“虚构性”文学的含义，新闻性被大大加强了，相应地，它进入和干预打工生活的程度加深了。比起那些“反映打工生活”“表达打工心曲”的文学方式来说，这种新闻性大大缩短了文学与打工者的距离。它对“文学性”的削弱一度表现为“打工文学”仅仅是所有栏目中仅剩的一个名称。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那些非新闻性的、非访谈性的栏目中，往往也让人分不清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而编者也常常并不就此作出澄清。这显然又是降低文学虚构性的一个策略。
二、作者、读者与编者的再生产
几乎从来没有一本杂志像《大鹏湾》这样，能够在作者、读者与编者之间形成如此亲切的身份上的互动，以至于它的读者可能会变成它的作者，而它的作者也可能会变成它的编者。这种对作者、读者与编者的再生产是如此独特，以至于在今天，《大鹏湾》要求每一个编辑都必须是打工作家出身。作为一种再生产方式，它不仅保证了稳定的知识性流通，而且带来了有效性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以“经验”背景、“打工者话语”和身份信任为基础的。
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任杂志执行副主编张伟明。作为打工文学中较早也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在《大鹏湾》杂志创刊之初，张伟明就已经在这块园地上发表了《我们INT》和《下一站》等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以致关于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一下子成了这本地方性文学刊物中令人关注的亮点。在1989 年总第二期上发表的关于《我们INT》的评论及相应的读者意见中，这篇小说被认为“的的确确”是打工者生活的“缩影”，而许多打工者正是从中发现了“同类”，发现了“我们”以及“我们的命运和遭际”。而正是来自广大打工者的热情的呼应，使得关于打工者生活的文学成为《大鹏湾》的主流文学，而张伟明本人
也一跃成为《大鹏湾》的编辑，直至后来成为执行副主编。对于张伟明来说，变化的可能只是从作者到编者的身份；而对于《大鹏湾》杂志来说，变化的则是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定位。
《大鹏湾》杂志的文学生产，已经包含着对作者的生产。正是这样一支作者队伍的存在，保证了这样一本专业性并不太强的杂志的稳定的文学生产，在2000 年《大鹏湾》第四、五期合刊上，由一批主要作者与编者所做的关于《大鹏湾》的笔谈就透露出这种“作者生产”的意义：“我常常想，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遭遇到《大鹏湾》，没有《大鹏湾》的着力栽培，按照我过去的惯例，我早已经不再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那么，也许我至今仍躲在那个自卑的世界里苟且营生”；“在我们看来，我们能选择深圳，并且再次选择写作，除了有惺惺相惜的朋友，有安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个随时可以回去坐一
坐的家”，等等。这些陈述表明了一本杂志和它的作者之间的深刻联系。而如果要讨论《大鹏湾》对于打工文学的贡献，就不仅要看到它是如何生产出那些打工文学作品，更要看到它是如何生产出打工文学作者的。
对作者的生产，在《大鹏湾》体现为多种方式。一是由《大鹏湾》不定期组织学员培训班，通过强化文学创作的专业化训练，使之从“自发的”写作进入“自觉的”写作，而《大鹏湾》就成了他们初试身手的舞台；二是通过建立与民间文学社团的联系，进而发现作品、选择作者，像宝安区石岩镇的“加班文学社”和公明镇的“劲草文学社”，就与《大鹏湾》杂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三是通过将优秀作者吸纳到杂志社中，使其加入编者行列，从而增加《大鹏湾》对打工作家的吸引力。现任编辑郭建勋说的就是这个过程：“从一个落魄江湖的漂泊的文人，到一个着力栽培的作者，再到一个委以重任的记者，《大鹏湾》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过程把我迎入她的怀抱。”
三、从私人性到公共性
对于广大打工者来说，“打工者”的身份的获得，除了源于流水线上的工作，群聚的生活之外，还需要经过对“集体”的想象，而正是通过这种想象，互相陌生的打工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整体性的关系。而一个群体的完整程度又往往依赖于通过集体想象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通常的情况是，公共空间越大，集体身份感也就越强。对于《大鹏湾》这样一份打工刊物来说，如何拓展这种公共空间将是其能否成为打工者家园的关键。
从一本杂志的空间意义来看，它首先是一种话语层面上的，然后才可能向心理层面转化。正是在拓展话语空间方面，《大鹏湾》杂志体现了话语生产上的策略性。公共性是建立在私人性的基础上的，它通过开放私人性来降低私人性，从而达到“共识”。《大鹏湾》由此而设立了各具特色的话语形式。
一种是书信体。从1997 年1 月起，《大鹏湾》开辟栏目，或由一方倾诉爱情，或向家庭诉说思念，或向兄弟姐妹传告信息，等等。这些民间语文的出现，虽然是在表达种种私人性的关系，如父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情侣关系、朋友关系，但同时又通过这些关系，制造出不同层次的社会性，而在社会性关系的背后，个人性开始有所瓦解。
一种是口述体。这种人类学意味极强的话语形式，在《大鹏湾》杂志中主要体现为“倾听倾诉”栏目。这个栏目自开辟以来，一直有积极而稳定的人员参与。这些倾诉者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有不寻常的情感经历和不一般的身份标记。包括“第三者”“二奶”，甚至还有同性恋。倾诉的内容固然会有局部的遮掩，并且免不了附带着道德体验，但恰恰是这种最贴近倾诉者的自述，使个人的私密空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放。而随之推出的有关讨论，又尽可能地将这些私人性的事件变成了公共性事件。或许可以说，正是这种谈话，制造出了一种“公共生活”。
一种是杂语体。对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个性的打工者来说，统一身份恰恰存在于众声喧哗的杂语中。《大鹏湾》的“七彩涂鸦——留言板”栏目就是一个理想的杂语空间。这中间有众多有名或佚名的参与者，它继承了早期“本栏不设防”的杂语性，但有所不同的是，栏目中不再有编者对作者“智”高一筹的“教导”，而是每个人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它所传播的各式各样的“段子”，使之轻松到近乎无所顾忌。这似乎更像是智慧性的空间而不是情感性的空间，它是解构的而不是建构的，是狂欢的而不是叹息的。所有这些话语形式的出现，使《大鹏湾》成为一个存在于打工者之间的理想对话空间。参与者们在分享“经验”“知识”“教训”和“智慧”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打工者的整体想象，并由此获得一个集体性的身份。
作为一本内刊，《大鹏湾》在为打工者争取合法权益的时候，也在勉为其难地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包括它与省外的一些文学期刊单位的并不愉快的合作，都是它为改善自身文学生产的状况而做的努力。当然，对于一个基层性的、内部性的刊物来说，它对打工文学的推动已经勉为其难地抵达了一个可能的向度。当我们在研讨打工文学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向这份刊物致敬，并向推动着它前行的宝安区文化主管部门表示感谢。透过这份刊物和它所得到的支持，我们相信已经看到了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眼光。
原载《深圳文化研究》2000 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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