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 ——关于“打工文学现象”

这种新人文精神的因素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身份焦虑与主体觉醒。身份焦虑是文学底层意识中常常表现的内容，底层人物通过对自身位置与身份的辨认，表达出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质疑或确认，反映出一种维护自我尊严、追求平等公正和自我价值认同的主体意识。榛子所著的小说《且看满城灯火》就是通过描写工人阶级在国有企业衰落过程中对自己身份的焦虑和质疑，揭示了当前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身份转移和出路艰难的问题。叶大生有着工人阶级的情结，因为他从他父亲叶国权那儿继承了工人阶级的身份与传统，他们四兄妹分别被身为老工人的父亲叶国权命名为“大生”“大产”“大模”“大范”。但在国有工厂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由于管理和
市场定位的缺失而日渐走向衰败的过程中，他们四兄妹相继失去了国有企业工人的身份。老二大产早早就看穿，跳出工厂去承包了酒店，靠色情服务去招揽生意；老三大模下岗后只能靠卖馒头、摆书摊过日子，从事小本经营；老四大范沦为擦鞋女工，最后还沦落到被人包养的境地；有技术、有名气的老大大生在工厂坚持了许久，但最终也受不了“民营企业家”可赚钱的诱惑，离开了国有工厂，另外去办起了私人工厂。小说通过大生的回想道出了对如今工人身份的质疑。过去他们四兄妹刚参加工作，父母领着他们去饭店聚餐庆贺，来到大桥上看城市景观，四兄妹相继喊出“啊，且看满城灯火/ 敢问谁家天下/ 看我工人阶级”，那时的工人是何等自豪，可如今的工人却在丧失身份，没有了光荣感与归属感。小说写得很有苍凉感，透露出国有企业衰败和工人身份丧失的某种无奈，但小说表现出来的质疑与追问都是令人警醒的，也反映出了底层人物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探求。大生最后离开国有企业去办了自己的工厂，因为他在国有企业里无法施展他的技术，因为他需要的是能有所作为。老二、老三、老四都分别在默默地寻找自己的出路，虽然有像老二那样违规操作的，但也有像老三那样凭小本经营生存的。小说虽然对国有企业持批判态度，但也对它们的现实境遇表示理解——国有企业疲惫了，衰老了，而国企改革又“像一个不
称职的清洁工，在厂区和车间里扫来扫去，扫得浮皮潦草”。改革的不到位最终使国企衰败，工人下岗，也留不住有技术的人才。联想到这几年有些国有企业领导借企业改制之名变卖国有资产，肥了自己的腰包而不管工人生存与出路的例子，就足见这小说提出的警示和预示是有强烈的针砭现实意义的。小说给大生留了一条光明的出路，实际上也是对他的身份觉醒和自我价值追求的认可。

打工文学中经常充满着对身份的追问。因为是进城打工，他们反而不忌讳自己就是“打工仔”，而且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是移动的、漂泊的，是要靠维护自己的自尊和发挥自己的才干方能获得应有的价值回报的。张伟明的小说《对了，我是打工仔》里的“我”懂得用编造的“劳工法”去维护自己不加班的利益，他的小说《下一站》中的吹雨竟然敢当着香港总管杜丽珠的面一字一顿地说：“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然后他毅然地炒掉了老板而走向了“下一站”。黎志扬的小说《打工妹在“夜巴黎”》中的四川辣妹子容妮在歌舞厅里狠狠地踹了想揩她油的香港“秃头”一脚，当然，最后她只好守住在工厂的一份工了。周崇贤的小说《漫无依泊》写出了打工者的身份与灵魂在城市里都漂泊无依的痛心感受，“我”虽然有文字写作才能，但因无钱付城市增容费，就只能是城市的“边缘人”。相对于作家们的底层写作而言，打工文学的底层意识对身份的焦虑更为迫切，对自我的尊严更为看重，更要维护。即使在现实中遭受到不公平、不平等的凌辱，也要在文字上、精神上获得自信与自尊。在张伟明的小说《我们INT》里，“我”在梦中对香港总管小姐的痛快占有，也是弱者在想象的性关系改写中挽回打工仔自尊的一种书写。

身份焦虑是主体觉醒的重要标志。打工仔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而不甘屈辱，宁可辞工炒老板鱿鱼也不愿低三下四丧失人格；工人对过去身份的质疑，在下岗后仍然要寻找出路或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外途径，虽是无奈中的选择，但依然是适应市场竞争的主体选择。相对于过去作家们写底层人物的逆来顺受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言，当前的底层写作更让人觉得富有社会与时代的气息，更注重对人的自我尊严的维护。这是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人的自我价值提升，人的自由度相对扩大的结果。

对道德缺失的拷问和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思索。底层写作既关注底层人物的艰难生存境遇，同时也对底层人物在对待金钱与道德、金钱与传统伦理关系、金钱与人格尊严维护、金钱与法律冲突时出现的道德缺失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能正确运用法律约束自身行为以及维护法律与正义的行动作了肯定。在晓苏的小说《侯己的汇款单》中，侯己的儿媳因想霸占公公打工寄回来的五百元汇款而失去了应有的伦理制约，而村子中的药铺老板、杂货铺老板，还有村支书、村长都想要雁过拔毛。一张汇款单将底层人物中的乘人之危和自私、贪婪面目暴露无遗。残雪的《民工团》以她那惯用的怪异与冷峻笔调，对小人物们在“死囚”般的生存处境里还相互告密和互相压迫，为了追求一己利益而力争强权等道德错位和灵魂缺失进行了揭露。虽然她采用的是一种变形的写法，让我们觉得另类，但其借用“民工团”这一底层组织来展开，又让你感觉到其对道德拷问的严厉以及对人性追问的犀利。周崇贤是早期打工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打工情爱系列”小说曾对打工者的情爱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剖析，其中既有对打工妹为保护自己的贞操而拼死挣扎的赞赏（如小说《米脂妹》中的也非），也有对打工妹不但出卖自己的肉体还助纣为虐的鞭挞（如小说《米脂妹》中的李红）。而在周崇贤、林坚、安子等打工文学先驱们之后，打工文学对爱情的思考变得更复杂起来，如王世孝的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虽然也是写打工者的爱情悲剧，但其中却将对困境与仇恨、物质与精神、道德与法律等的思考带入了小说中。小说写了底层人物对社会与环境的仇恨，但受伤的磨刀人最终带着自己的女人消失了。天右因生存环境的逼迫也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他怀着报复心理染指磨刀人的女人宏，但他在误砍了磨刀人之后坚持要送磨刀人上医院。仇恨被埋在了心底，他们并没有让它肆意横行，而是在内心深处设置了不干傻事的法律底线。磨刀只是他们发泄仇恨的一种心理借代。在罗迪的小说《谁都别乱来》中，处于社会底层并坐过牢的歌厅歌手检举了盗
窃高级小轿车的朋友阿华，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想出卖朋友，而是容不得社会犯罪。这是他的社会良知，是他不允许任何人乱来的理由。底层人物虽心有仇恨，但并不干触犯法律和扰乱社会秩序的傻事；虽在底层受过欺压，但也不能容忍“乱来”的犯罪。这就是法律意识普及的结果，也是对社会良知和道德操守的坚持。从这一点来说，底层写作并没有陷入愚昧的陷阱，具备了坚守良知和法律的新质。

对城市认同的追问以及对融入城市的思考。在底层写作中，城市已由过去的隐在背景走向前台。随着民工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他们一方面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依赖着城市开始了另一种人生。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无法认同城市，但又离不开城市。林坚《别人的城市》中的打工仔段志在城市中受挫后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故乡，在他眼中，这城市属于别人，但他因在城市住过，回到乡下后再也不能适应传统的生活，最后又不得不返回城市。黄海的诗歌《这个城市没有记住我的名字》写道，“漂流，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漂流/ 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这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虽然城市未记住他们的名字，但并不妨碍他们像“好奇的小鹿”一样“伸长脖子”去探寻城市的奥秘，“永远望着水泥建筑流兮盼兮”。尽管他们不是城市人，但他们也在思索，“如果我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就有构成砖和瓦的义务和权利”。打工者并不是在简单地打工，他们还在追问他们应有的义务和权利。他们的父辈希望他们的子孙能成为城里人，黄海的诗《致我的父亲》题记里写到，父亲将儿子打工寄回的汇款退了回来，说只要儿子能过得像个城里人，他就是饿死也瞑目了。“父亲呵！你说你一辈子的荣耀/ 是儿子蜕变成城里人所得到的幸福”。这些追问和梦想如今在深圳已变成现实。安子是早期外来工成为“白领”的典范，因为她靠自己的奋斗有了属于自己的天空。而杨广六年如一日地
不懈追求，获得了高级电工的资格证，终于成为首位具有深圳市户口的农调工（见《南方日报》2005 年4 月6 日第C01 版）。周崇贤《漫无依泊》中的打工者无法成为城市人的心痛感正在现实中逐渐融化。经过城市生活的洗礼，农民工也树立了与城市人共同的现代观念，如林坚《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流浪者的舞蹈》等小说，不同程度地写出了打工者必须改变与世无争的传统文化心理，参与到奋斗拼搏的竞争中去，“要搏杀才能有出路”也成为多数打工者的心声。“过客”心理、“边缘人”心理正在逐渐改变。这也是近年来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在打工者间与卡拉OK 厅里大为流行的原因。

最后，我还得对“打工文学现象”说几句话。从社会学角度去看打工文学现象，我们应视之为社会底层人物素质提高的表现。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必经之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恰恰成了社会现代化大潮中的弄潮儿，他们适应社会的需要，在生存中拼搏，在竞争中提高。其中的佼佼者能拿起笔书写自身的感受与经历，道出了一个阶层的心愿和呼声，不能不说是当今新一代农民工的骄傲。打工文学作家中有的人成了专职的文字工作者，当了记者、编辑、文秘，有的人还成了律师和中级管理者，这充分表明了当今社会的自由发展空间的扩大以及对人的能力与价值的认可。最近，共青团中央还专门为打工文学改了名，叫“进城务工文学”，并为其设立了“鲲鹏文学奖”，这一切都是新人文精神在社会与文学当中的体现。“进城务工文学”虽然是底层写作，但其透露出来的新人文精神理应受到评论家们的重视，它们也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一脉气息、一种文化状态、一个阶层的精神面貌的表现。


                                                                               原载《文艺争鸣》2005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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