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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没了的小镇
作者：范汉生 来源：《我的光辉岁月——深圳散文四十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13 人已围观
这次陪杨沫同志到深圳访问，离我上一次来深圳，已经整整25个年头了。正因为我是第二次来，我同杨大姐的心情，似乎就有那么一点点不同。望着耸立在面前的高楼，望着紧张施工的工地，望着虽然还未连接起来，但已显出宏伟轮廓的市区，我的心在振奋中，总被一种悠远的追忆萦绕着；穿越蒙蒙春雨中迅速矗立起来的那些现代建筑，我张望，我寻觅，那萦绕在心际的追忆，就像绵密的雨丝一样，拨不开，抹不去。我寻觅什么呢？我寻觅那个小镇，寻觅那个在我的被凄风苦雨吹打过的记忆之海里，常常闪射出一缕熹微晨光的小镇。
如今，它隐没了，难以寻觅了……
1957年，也是这种有着霏霏春雨和拂拂春风的四月天，我来到深圳。那时候，深圳是宝安县城，是一个典型的珠江三角洲上的小镇。如果说它和其他这类小镇有何不同，那就是它有一座连接香港新界的罗湖桥，车站站台上有比较多的过往旅客罢了。这座边境小镇的生活，像深圳河的流水一样，从容不迫地流着，同其他小镇一样安宁静谧。路旁新植的银杉，在海风中飒飒轻响；海燕从云端冲下来，贴着水泥路面一扫而过，留下许多淡淡的剪影。
夜晚，人们悠闲地聚在新建的文化宫里观看象棋和篮球比赛，把欢声笑语交给海风插入大街小巷。星转月移，满街像湖水一般泛起一阵呱哒呱哒的木展声之后，全镇人都知道文化宫散场了。我很喜欢边境小镇这种生趣盎然的宁静，这种对生活充满自信的宁静。坐在小招待所里，面对窗口的星光，闻着海的气息，感受着四周宁静中的热浪，我写了几首诗。我写小镇，写边防战士，写春天的希望。记得有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我要为我的同代人写一支歌——我爱生活，这支歌永远也唱不尽，因为，希望在为它谱乐。
我写着，我感应着搏跳在祖国心脏里的一个伟大的希望。小镇的生活很有趣，淳朴而有意趣。那时它只有一条热闹的大街，不长，两旁排列着各种各样的商店。大街上一家咖啡馆，是唯一带点"洋味"的地方。小镇著名特产，是蚝豉。渔妇们把一个个银元大小的蚝鼓用竹签串起来，摆在街边论串叫卖。现在已记不清当年的价格了，只记得很便宜。由于同志们的托付，我买了许多串。我这个对蚝鼓毫无偏爱的北方人，却将一串串蚝鼓同衣物一起放在旅行包里，弄得衣物都沾了一种浓重的异味，还被同志们作为笑料谈了一阵。
那时，由深圳往盐田只有单车可搭。标志边界线的铁丝网两旁，有两条蜿蜒在崇山峻岭间的公路。我们这边的公路未铺沥青。铁丝网那边常有巡逻车开过。单车工人在山路上载人前行虽然吃力，却不停地向我谈着边境的一些趣事。有一处，两条公路贴得很近，铁丝网那边正有一辆巡逻车经过。单车工人瞧瞧巡逻车说：“过两年你再来，咱们这边也是柏油马路，到时，我用汽车送你……"单车工人的话语中，有一种生活在新中国的自豪。我在盐田住了一夜，住在一家商店的楼上。楼下就是大鹏湾。
山峰在海湾两边伸展，像一双巨大的羽翼轻轻抖动着；海水涌起一个又一个闪光的波浪，透露出扶摇九万里的壮志激怀。我同一位老售货员凭栏闲谈，从流动渔民的需要谈到大鹏湾的前程。他是1949年后从香港回来的，对香港社会深有了解，对新生的祖国充满希望。"干吧，只要这样一直干下去，一定会胜过他们的。”他几次向我重复这句话。也许正由于这种信念支持着他，他才甘愿离开喧嚣的香港，到这偏僻的渔港开辟第一个国营商店。寥星浮波，渔火拍岸，直到熄灯入梦，还似乎听到老售货员和大鹏湾的絮语。
1957年春天，是一个产生无限生机、无限希望的春天呵！在那个春天里，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的山峰，每个中国的海湾，每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每个中国的小镇——像深圳这样的小镇，都有理由满怀希望……因为，希望就在面前，像一朵朵五光十色、伸手可摘的鲜花！
但是历史的航船，正当中国人民看到希望举起的花束时，却转了弯。二十多年前，它的航线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
大鹏湾收起了翅膀。深圳，作为一个边境小镇，又延续了二十几个年头。正在这时，罗湖桥那边，却在畸形地发展着……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这几年，祖国各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大发展的消息，组成了一支进行曲，把沉睡在人们心头的希望唤醒了；而深圳经济特区的飞跃发展，为这支进行曲谱写了一个高亢的乐段。
这两年，我不断听到深圳飞速前进的消息，但在我想象的画图中凸现起来的，仍是那个小镇。
当我又来到深圳，那座记忆中的小镇在现实的图画中，隐没了。我寻觅着，辨别着，好不容易地找到了那条街，那个文化宫……
两年多，仅仅是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我想，那位卖蚝时渔妇，如今正在新建的别墅式的楼房里逗孙儿吧；那位单车工人，如今正在为筹建一个宏大的运输公司奔忙吧：而那位售货员，可能早已退休，如今正您闲地在小梅沙的沙滩上散步，望着新出现的海岸线，在捡回他那一度失去的梦想。但是有一种耸人听闻的传言，说这里已经“洋化”了。
如今，它隐没了，难以寻觅了……
1957年，也是这种有着霏霏春雨和拂拂春风的四月天，我来到深圳。那时候，深圳是宝安县城，是一个典型的珠江三角洲上的小镇。如果说它和其他这类小镇有何不同，那就是它有一座连接香港新界的罗湖桥，车站站台上有比较多的过往旅客罢了。这座边境小镇的生活，像深圳河的流水一样，从容不迫地流着，同其他小镇一样安宁静谧。路旁新植的银杉，在海风中飒飒轻响；海燕从云端冲下来，贴着水泥路面一扫而过，留下许多淡淡的剪影。
夜晚，人们悠闲地聚在新建的文化宫里观看象棋和篮球比赛，把欢声笑语交给海风插入大街小巷。星转月移，满街像湖水一般泛起一阵呱哒呱哒的木展声之后，全镇人都知道文化宫散场了。我很喜欢边境小镇这种生趣盎然的宁静，这种对生活充满自信的宁静。坐在小招待所里，面对窗口的星光，闻着海的气息，感受着四周宁静中的热浪，我写了几首诗。我写小镇，写边防战士，写春天的希望。记得有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我要为我的同代人写一支歌——我爱生活，这支歌永远也唱不尽，因为，希望在为它谱乐。
我写着，我感应着搏跳在祖国心脏里的一个伟大的希望。小镇的生活很有趣，淳朴而有意趣。那时它只有一条热闹的大街，不长，两旁排列着各种各样的商店。大街上一家咖啡馆，是唯一带点"洋味"的地方。小镇著名特产，是蚝豉。渔妇们把一个个银元大小的蚝鼓用竹签串起来，摆在街边论串叫卖。现在已记不清当年的价格了，只记得很便宜。由于同志们的托付，我买了许多串。我这个对蚝鼓毫无偏爱的北方人，却将一串串蚝鼓同衣物一起放在旅行包里，弄得衣物都沾了一种浓重的异味，还被同志们作为笑料谈了一阵。
那时，由深圳往盐田只有单车可搭。标志边界线的铁丝网两旁，有两条蜿蜒在崇山峻岭间的公路。我们这边的公路未铺沥青。铁丝网那边常有巡逻车开过。单车工人在山路上载人前行虽然吃力，却不停地向我谈着边境的一些趣事。有一处，两条公路贴得很近，铁丝网那边正有一辆巡逻车经过。单车工人瞧瞧巡逻车说：“过两年你再来，咱们这边也是柏油马路，到时，我用汽车送你……"单车工人的话语中，有一种生活在新中国的自豪。我在盐田住了一夜，住在一家商店的楼上。楼下就是大鹏湾。
山峰在海湾两边伸展，像一双巨大的羽翼轻轻抖动着；海水涌起一个又一个闪光的波浪，透露出扶摇九万里的壮志激怀。我同一位老售货员凭栏闲谈，从流动渔民的需要谈到大鹏湾的前程。他是1949年后从香港回来的，对香港社会深有了解，对新生的祖国充满希望。"干吧，只要这样一直干下去，一定会胜过他们的。”他几次向我重复这句话。也许正由于这种信念支持着他，他才甘愿离开喧嚣的香港，到这偏僻的渔港开辟第一个国营商店。寥星浮波，渔火拍岸，直到熄灯入梦，还似乎听到老售货员和大鹏湾的絮语。
1957年春天，是一个产生无限生机、无限希望的春天呵！在那个春天里，每个中国人，每个中国的山峰，每个中国的海湾，每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每个中国的小镇——像深圳这样的小镇，都有理由满怀希望……因为，希望就在面前，像一朵朵五光十色、伸手可摘的鲜花！
但是历史的航船，正当中国人民看到希望举起的花束时，却转了弯。二十多年前，它的航线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
大鹏湾收起了翅膀。深圳，作为一个边境小镇，又延续了二十几个年头。正在这时，罗湖桥那边，却在畸形地发展着……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航向。这几年，祖国各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事业大发展的消息，组成了一支进行曲，把沉睡在人们心头的希望唤醒了；而深圳经济特区的飞跃发展，为这支进行曲谱写了一个高亢的乐段。
这两年，我不断听到深圳飞速前进的消息，但在我想象的画图中凸现起来的，仍是那个小镇。
当我又来到深圳，那座记忆中的小镇在现实的图画中，隐没了。我寻觅着，辨别着，好不容易地找到了那条街，那个文化宫……
两年多，仅仅是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我想，那位卖蚝时渔妇，如今正在新建的别墅式的楼房里逗孙儿吧；那位单车工人，如今正在为筹建一个宏大的运输公司奔忙吧：而那位售货员，可能早已退休，如今正您闲地在小梅沙的沙滩上散步，望着新出现的海岸线，在捡回他那一度失去的梦想。但是有一种耸人听闻的传言，说这里已经“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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