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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特区建设唱赞歌——《特区打工妹》创作体会

作者:张良 来源:《我的光辉岁月——深圳散文四十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13 人已围观

这些年,我以广东改革开放为背景,拍了几部"南国都市片"。我认为,作为南国影人必然首先关注本地区在改革大潮中的新人新事,而反映经济特区的建设新貌,更是我们珠影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199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10周年的大庆年,我很想为这10年唱唱赞歌,因为我目睹了深圳10年的建设历程。我不管其他地方如何评价深圳,我自觉应该通过电影抒发一下自己的感受,所以就创作了《特区打工妹》。

选择这样的题材和角度也不是偶然的。1988年为创作电影剧本《女人街》,我和王静珠同志曾走访了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三资企业",那庞大车间里数以千计的外地打工妹引起我俩关注。我们意识到是开放的大潮才使"三资企业"如春笋般林立,更是改革的春风吹醒了边远的山村,把那些本该承接祖辈的足迹,只能当婆姨的姑娘一下子从穷乡僻壤推到了特区改革的前沿。

把这群农村妹变成现代的工人,这是跨世纪的足迹,是老辈人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她们正经历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以从没有过的豪迈步伐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场大的工业革命必然形成大的社会震荡,也必然会在这些充满小农经济思想的少男少女心灵深处造成大震荡、大裂变,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拍完《女人街》,我和王静珠就把新的创作视点盯在了这群打工妹的身上,我们决心要去探索并揭示这新世界。

1989年冬,我们的创作设想得到珠影领导的热情支持,于是我们立即做了三个月的深入生活计划,从1989年冬到1990年春我们三下深圳。第一次,我们主要采访深圳的高层领导,以便从宏观上把握深圳10年的建设历程,更为了把握各项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碰壁。

第二次去则大量采访中层领导,以及"三资企业"的老板,以便了解"三资企业"的发展历程和打工仔、打工妹们的历史发展状况,从客观上了解领导和老板对临时工们的价值评价。第三次去则深入车间、厂房、饭堂、宿舍,直接和打工妹们促膝谈心,以了解她们的喜、怒、哀、乐和个人命运中的悲欢离合。我们正是靠了这一层层的采访、一层层的深入,集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激起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深圳罗湖区区长说:“80年代初,未建特区之前,深圳只是个不足两万人口的边陲小镇,那时民间的顺口溜是'路灯不明、道路不平、自来水不清'。搞改革开放我们是从'三堂'开始的,即利用饭堂、祠堂、礼堂引进外资,办起了‘三来一补'工厂。10年以后,这里已是拥有150万人口的现代新城了,历史将怎样评说这10年巨变?!"

回想当年是有趣的。80年代初,日本外相访问深圳,对当时的深圳市市长说:“深圳腾飞的时代到了。”他预测三五年内世界上将有四五千亿游资会从欧美大陆、日本、韩国等国溢出,而这笔游资最理想的投资地点将是深圳。

果然,不久,大批的商人从日本、欧美、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拥来,深圳涨潮了,各式各样的加工厂建立起来。而随之又一股大潮从北国大地涌来,这便是80年代初由几十万18—22岁女性组成的南下打工大潮。她们是从偏僻的小山村里走出来的,是夹着简单的小包裹,告别了父母,只身南下闯深圳来的。正是她们的到来使萧条的深圳充满了青春气息,给那简单的加工工厂注入了活力生机。10年以后,在深圳打工的工人总数增加到100余万人,而这百万打工大军中有80万人是女工,号称“80万娘子军”。那蛇口工业区、上步工业区、罗湖工业区到处是披肩长发的少女,在这些工业区里男女的比例是1:7甚至1:10,就是说每10名工人中有8人是女的,难怪人又称这里是“女儿国”。

中国的女工聪明、伶俐、勤劳、善良,深受外商喜爱,当然更可爱的还有她们的廉价劳动。且不说西方,单同中国香港比,那里一名工人的月薪是4000——6000元港币,而我们这里工人的月薪是100——300元人民币,仅是香港工人的十分之一。然而女工们是满足的,同故乡比,她们的月工资又可能是全家人全年收入的总和。过去在家她们依赖父母,父母骂她们是"贴钱货",如今她们一人养活全家,这怎能不使她们骄傲?

然而她们毕竟是苦的,一位工会干部说:"女工们一到特区,就像到了‘三无’世界,一无户口,二无亲人,三无‘铁饭碗',全靠自己去拼搏。她们大多是集体招工来的,一来就住铁皮屋,那铁皮屋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女孩子常常因为想家哭到深夜……”

宝安县的横岗镇搞山区扶贫,从井冈山老区招来了280名女工,可是第二天一早跑回去140名。跑回的人说,“我们是老革命根据地的人,绝对不给资本家打工","我爷爷赶走了资本家,你们又请回来”·······留下来的140人以“第一次吃螃蟹”的心情想看个究竟。她们第一次当工人,第一次过集体生活,那严格的组织纪律,那虎视眈眈的打卡机都使她们受不了。可是井冈山的后代是坚强的,她们以超人的毅力承受住了现代工业的考验,许多人成为出色的工人,第一次体味到了工人生活的魅力。

几个月后,她们往老家寄回去第一笔钱。这破天荒的事使井冈山老家沸腾了,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有人造谣说:“女孩子们给卖到了香港的勾栏院……”老人们慌了,结队到深圳探望孩子们。工厂领导(每个厂除了香港的董事长、总经理、还有内地的厂长、工青妇干部)热情接待了他们,陪他们参观工厂、宿舍,陪他们看市容,解说特区的政策。老人们迷惑了,这新城、新工业区,孩子们的新服装、新生活都使他们眼晕,他们偷偷问孩子:“这里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孩子们反问:"资本主义哈样?我不懂!只知道这比在家好,比种地好,还能学到技术!"老人们点点头,信服了,临走又偷偷问孩子:"我看这挺好,就让你妹妹也来吧,还有二姑家的二姐。”就这样,这140人像滚雪球似的,带来了800多个井冈山姑娘,而那第一批姑娘早有人当了流水线的线长、车间总管,还有人当了工厂的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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