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特区建设唱赞歌——《特区打工妹》创作体会

当然，生活并不都是好的一面，也有人走了邪道、岔路。

女性的过度集中，男女比例的失调，随着年龄的增长，性的成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插足、堕胎、弃婴，有人做了老板的娇妇，有人沦为娼妓……她们的个人命运，甚至悲剧性的结局，常常成为人们普遍的话题。采访中最令人动情的也都是这些素材，因此有人主张我们写个人命运的悲剧，只有悲剧才有社会震撼力。一度，我们也确被这些现象困惑，脑子里也时时闪现日本影片《野麦岭》的画面。可我和王静珠是不甘心把《特区打工妹》搞成第二个《野麦岭》的，这终究不是一个时代了。

我们强制自己再深入开掘下去，我们坚信这80万女工中定有闪光的金子。为了坚定自己的创作方向，也为了从深圳作家中得到有益的教诲，我们委托深圳《特区文学》编辑部为我俩召开一次创作座谈会，座谈的题目就是“文学作品如何准确地反映深圳临时工的生活"。与会者开怀畅谈，共同为我俩出谋划策。大家的真诚、热情、坦率使我们很受感动。大家共同的心愿是希望我们把这部影片搞成鼓舞人心的正气篇，要满腔热情地为80万女工画像，因为深圳的今天正是这近百万临时工们的青春奉献。这次座谈会对我们鼓舞极大，这更是"文人相助"的难忘聚会。
这之后，我们访问了宝安县的布吉镇工业区，访问了布吉镇镇长欧官成和女劳模、女厂长赵露珍等一批很有代表性的现代女青年，这又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兴奋剂。

欧镇长说：“我们一定要搞现代工业，中国不搞现代化就没有出路。没设备、没人才、没技术，我们可以引进先进设备，可是不能引进人才，人才还需自己培养。我们的文化素质远远跟不上现代化的需要，没办法，只能就地培养，让他们从干中学，所以就从打工妹中选了赵露珍那样一批年轻人，让她们当厂长，让她们挑重担。实践证明，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是有志气的，中国一定能实现现代化！布吉镇能发展到今天，全靠来自全国的人才奉献！"

女厂长赵露珍说：“我17岁到深圳打工，跑了好多家工厂，干了好多个工种。19岁时欧镇长让我当玩具厂的厂长，叫我管一干多个人，吓也快吓死了。欧镇长说你人缘好，女工们都喜欢听你的，你就大胆干吧！我看看周围，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就说拔河比赛吧，我不下场她们谁也不上前抓绳，上台领奖吧，我要是不去，大家就是不上台，事事都是大家推我上前，今天缺中方厂长，我若不干谁干？”好一个“我若不干谁干"，真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她们正是强烈地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中国是穷，可不会永远穷；中国是落后，可不会永远落后。她们想的正是要从自己这代人做起，去摘掉那顶戴了穷困落后的帽子。正是赵露珍这代年轻人在干着前人想干而未干成的大事。

我们又访问了蛇口工业区，访问了那里的人才培训中心. 在那里读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来自各个工厂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中有许多人在短短的几年中拿到了四五个文凭，使自己跨进了高等人才的行列，不少人被外商聘为厂长、经理、工程师、会计师，更多的人成了工厂的业务骨干。我们和他们谈心，问他们工厂生产这么忙，怎么还有时间和精力来这里学习。他们说：“我们这代人都有一种责任感和危机感。国家要现代化，急需科技人才，可不少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出了国。我们文化低，又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真是到了特区才知道不发奋读书不行了。有人说读书考文凭只是为了镀金，有人说是为了事业需要，总之是我们自身感到需要，需要重塑自己的形象！"他们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心底，很使我们感动和敬佩。

更使我们感动的是一些青年人甘当现代的“盗火者”，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勇盗天火，给人类带来光明。他们到特区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偷"技术，"偷"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一旦学成，就回老家办厂，去推广这里的成功经验。不少人回到家乡帮助穷困的山村脱贫致富，正是他们创造了新生活。只有深入开掘才能看到他们闪光的内涵和力量，他们正是这代年轻人的楷模和骄傲。于是我们找到了剧本中那能发人奋起的主题，更找到了一个个可爱的打工妹的动人形象，我们影片中的婷妹、四喜、杏子，不正是她们的化身吗？

深圳改革开放10周年了，应该有大作品讴歌丰功伟绩，而我和王静珠则甘心去写大背景下的小人物，也许更能得心应手。写写他们打工的心态，写写在这场大的工业震荡中他们的情感，他们观念上的裂变，写写他们对人生、对自我价值的新追求，希望能从这个侧面折射出特区10年的成就和对人才的培养，以及向其他城市的人才辐射。如果能使现代的青年人看了感奋，则更是求之不得的了。

我和王静珠都不是专业编剧，却追求着对生活的激情。我们创作的《梅花巾》《少年犯》《特区打工妹》不仅是靠了一腔热血，更靠的是生活。我们牢牢地记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名言，心甘情愿拜生活为师，老老实实地向生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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