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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搬家
作者：蓝予 来源：《我的光辉岁月——深圳散文四十年》 责任编辑：pengfei 2023-01-16 人已围观
午后，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深圳的新居。一个宁静的下午，一段让人怀旧的时光。许多旧事涌上心头，我独坐书房，突然想起以往的“家”，忆起八次搬家历程。
这个历程仅锁定在我十六岁之前，那是曾经走过的童年和少年路。记得，每次搬家对一些大宗的物件或留或扔，感觉自己真像将军一样有气魄。但总有些东西令人凝神片刻，也不忍弃之，因为那是岁月的痕迹。
没错，虽然岁月已远，但我的耳畔萦绕着一些时光的倾诉，声音缥缈而遥远。一直以来，我对此深藏怀念——不仅仅是一个人、一处住所、一种色彩、一丝声音、一次事件……还有小时候的八次搬家。
父亲和母亲是1968年结婚的，当时，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新房，因为结婚，四人一间的宿舍就专属父亲了，这在他们的眼中，已是很奢侈的幸福。父亲母亲的婚礼就是在集体宿舍进行的，没有誓言，没有婚戒，没有婚纱，也不浪漫，只有朋友们的祝福。大家聚在一起吃吃糖、抽抽烟、起起哄、聊聊天，最后领导再做总结式发言，结婚仪式就算结束。于是，父亲母亲将各自的被褥放在一起，从此，就是合法夫妻了。
因为特殊时期的一个误会，母亲被迫下放农村，没有了城市户口。尽管父亲是厂里的正式职工，但独享单人间的特权仍在半年后被强行取消，理由是他们不是本厂双职工。
我的父母只好收拾家当，咬紧牙关在工厂附近一个姓周的菜农家租房居住，租金每月三元，那时父亲的工资每月仅二十七元。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身怀六甲的母亲还外出打零工，挺着大肚子半跪着去搓麻绳。一搓就是一整天，直到快要生我的前两天才停工。
6月的一天，我悄悄降生在周家的出租房中。这也算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家，那时的我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玩耍就是哭闹，其他事是一概不知的。为了改善生活，勤劳的父亲总是在上完早班后，放弃休息到河里、塘里捞些鱼和虾回来。心灵手巧的母亲在带我的同时缝缝补补外，还拆一些纱手套为全家织衣裤、织袜子。由此，我们一家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小日子过得还算凑合。
谁知好景不长，只因为我们简陋的家一次又一次地丢东西，母亲特别心疼也很恼火，于是与房东有了隔阂，不再多来往，只是按期交租金。虽说不争不吵，但表面的平静中潜藏着一种紧张、一种戒备，甚至隐隐约约的敌意。我们虽然感觉被欺负却也只能隐忍。母亲最喜欢的一件小花衬衣不见了，可过几天，这件小花衬衣竟然穿在周家老婆身上，母亲难过得偷偷抹眼泪，于是，父亲决定搬家。
1971年，我们第二次搬家。父亲和其他几户与我们家情况相同的人家，一起在工厂的老礼堂附近，自己动手搭起一排茅草屋，每户拥有两间，一间是住房，另一间是厨房。屋内的墙壁用牛皮纸糊上几层，这小屋经父母一收拾，变得非常温馨。母亲心中无比喜悦，因为不用受房东的欺负了。我的大弟就是在茅草屋里出生的，一家四口虽有些拥挤但更觉温暖。本来这茅草屋住得还算安宁，谁知有一天，有一户人家的男人因为吸烟不小心引起了火灾，于是，一排茅草屋尽毁在熊熊烈火之中。当时，母亲抱着大弟，父亲抱着我冲出火海。听母亲后来说，勇敢的父亲放下我，又冲进家中抢出极为宝贵的两床被子。几乎是一瞬间，家就成了废墟。那年我三岁。
1972年，万般无奈的父母只好抱着两个孩子到厂办公室向组织求助，幸好有一个好心人将我们一家四口暂时安排在厂装卸队民工房里住下了。这是我们搬的第三次家。可是，好景不长，没住上半年，厂里一些好事者举报我们家不符合条件住民工房，必须尽快搬走。年轻的父母（当年父亲二十八岁，母亲二十三岁）又不得不拖儿带女地四处找地方。
一气之下，单纯的父亲坚定地认为，只有自己建房才能真正有房住。于是，父亲决定要亲自建两间属于我们自家的房子。有了目标，父亲每天下了班，四处寻找砖块，即使是碎砖头也成了父亲眼中的好宝贝。父亲靠山坡建房，想充分利用山的一面作为墙面，可以节约砖头，只需建三面就行了，毕竟当时所谓的建筑材料是相当有限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家终于在父母辛劳的双手中建起了，我们终于有了一个避风港湾。这是我们搬的第四次家。
这时我已有五岁，白天由我在家中照看三岁的大弟，母亲便去工厂打点零工，想多赚点钱来改善我们家的生活。同时，父母在自家的院中还养了两三只鸡，所以，我们常有香喷喷的蛋炒饭，父母看到孩子们吃得开心，心里甜滋滋的。
可惜，这甜味并不持久。厂里又有好事者见不得我们一家人快乐独居一隅，立马向领导汇报。他们认为这属于私人建房，是违规行为，必须拆除！于是，一个大大的冷冷的"拆"字，直棱棱地画在我们家的外墙上。同时厂里还下了一道命令：如果不在限期内拆除，我的母亲今后将被取消在工厂打零工的资格。我的父母望着自己辛苦建起的房子，万般无奈地再次搬家。
真是祸不单行，正准备搬家之际，突然，我父亲在上班时被煤火严重烫伤并住进医院，拆迁之事只能往后拖延。母亲在医院照顾父亲，我和大弟只好被送到我的大伯家寄养。其实大伯家的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他们自己有五个孩子，房子很狭小，走路都得错着身子。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全家，让我和大弟有了一个窝，这已经是相当幸运了。那时，我感觉特别孤独，时常想念父母，时常想起我们自己的家。
父亲出院后，我们第五次搬家，在一个姓刘的菜农家租房住。这个房东为人善良忠厚，我们两家人相处得像亲戚，多年以后，我们都一直有来往。在刘家出租房中我母亲生下了小弟弟。不久，母亲也解决了城市户口，同时又被本厂正式招工了，真是三喜临门。
这个历程仅锁定在我十六岁之前，那是曾经走过的童年和少年路。记得，每次搬家对一些大宗的物件或留或扔，感觉自己真像将军一样有气魄。但总有些东西令人凝神片刻，也不忍弃之，因为那是岁月的痕迹。
没错，虽然岁月已远，但我的耳畔萦绕着一些时光的倾诉，声音缥缈而遥远。一直以来，我对此深藏怀念——不仅仅是一个人、一处住所、一种色彩、一丝声音、一次事件……还有小时候的八次搬家。
父亲和母亲是1968年结婚的，当时，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新房，因为结婚，四人一间的宿舍就专属父亲了，这在他们的眼中，已是很奢侈的幸福。父亲母亲的婚礼就是在集体宿舍进行的，没有誓言，没有婚戒，没有婚纱，也不浪漫，只有朋友们的祝福。大家聚在一起吃吃糖、抽抽烟、起起哄、聊聊天，最后领导再做总结式发言，结婚仪式就算结束。于是，父亲母亲将各自的被褥放在一起，从此，就是合法夫妻了。
因为特殊时期的一个误会，母亲被迫下放农村，没有了城市户口。尽管父亲是厂里的正式职工，但独享单人间的特权仍在半年后被强行取消，理由是他们不是本厂双职工。
我的父母只好收拾家当，咬紧牙关在工厂附近一个姓周的菜农家租房居住，租金每月三元，那时父亲的工资每月仅二十七元。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身怀六甲的母亲还外出打零工，挺着大肚子半跪着去搓麻绳。一搓就是一整天，直到快要生我的前两天才停工。
6月的一天，我悄悄降生在周家的出租房中。这也算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家，那时的我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玩耍就是哭闹，其他事是一概不知的。为了改善生活，勤劳的父亲总是在上完早班后，放弃休息到河里、塘里捞些鱼和虾回来。心灵手巧的母亲在带我的同时缝缝补补外，还拆一些纱手套为全家织衣裤、织袜子。由此，我们一家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小日子过得还算凑合。
谁知好景不长，只因为我们简陋的家一次又一次地丢东西，母亲特别心疼也很恼火，于是与房东有了隔阂，不再多来往，只是按期交租金。虽说不争不吵，但表面的平静中潜藏着一种紧张、一种戒备，甚至隐隐约约的敌意。我们虽然感觉被欺负却也只能隐忍。母亲最喜欢的一件小花衬衣不见了，可过几天，这件小花衬衣竟然穿在周家老婆身上，母亲难过得偷偷抹眼泪，于是，父亲决定搬家。
1971年，我们第二次搬家。父亲和其他几户与我们家情况相同的人家，一起在工厂的老礼堂附近，自己动手搭起一排茅草屋，每户拥有两间，一间是住房，另一间是厨房。屋内的墙壁用牛皮纸糊上几层，这小屋经父母一收拾，变得非常温馨。母亲心中无比喜悦，因为不用受房东的欺负了。我的大弟就是在茅草屋里出生的，一家四口虽有些拥挤但更觉温暖。本来这茅草屋住得还算安宁，谁知有一天，有一户人家的男人因为吸烟不小心引起了火灾，于是，一排茅草屋尽毁在熊熊烈火之中。当时，母亲抱着大弟，父亲抱着我冲出火海。听母亲后来说，勇敢的父亲放下我，又冲进家中抢出极为宝贵的两床被子。几乎是一瞬间，家就成了废墟。那年我三岁。
1972年，万般无奈的父母只好抱着两个孩子到厂办公室向组织求助，幸好有一个好心人将我们一家四口暂时安排在厂装卸队民工房里住下了。这是我们搬的第三次家。可是，好景不长，没住上半年，厂里一些好事者举报我们家不符合条件住民工房，必须尽快搬走。年轻的父母（当年父亲二十八岁，母亲二十三岁）又不得不拖儿带女地四处找地方。
一气之下，单纯的父亲坚定地认为，只有自己建房才能真正有房住。于是，父亲决定要亲自建两间属于我们自家的房子。有了目标，父亲每天下了班，四处寻找砖块，即使是碎砖头也成了父亲眼中的好宝贝。父亲靠山坡建房，想充分利用山的一面作为墙面，可以节约砖头，只需建三面就行了，毕竟当时所谓的建筑材料是相当有限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家终于在父母辛劳的双手中建起了，我们终于有了一个避风港湾。这是我们搬的第四次家。
这时我已有五岁，白天由我在家中照看三岁的大弟，母亲便去工厂打点零工，想多赚点钱来改善我们家的生活。同时，父母在自家的院中还养了两三只鸡，所以，我们常有香喷喷的蛋炒饭，父母看到孩子们吃得开心，心里甜滋滋的。
可惜，这甜味并不持久。厂里又有好事者见不得我们一家人快乐独居一隅，立马向领导汇报。他们认为这属于私人建房，是违规行为，必须拆除！于是，一个大大的冷冷的"拆"字，直棱棱地画在我们家的外墙上。同时厂里还下了一道命令：如果不在限期内拆除，我的母亲今后将被取消在工厂打零工的资格。我的父母望着自己辛苦建起的房子，万般无奈地再次搬家。
真是祸不单行，正准备搬家之际，突然，我父亲在上班时被煤火严重烫伤并住进医院，拆迁之事只能往后拖延。母亲在医院照顾父亲，我和大弟只好被送到我的大伯家寄养。其实大伯家的条件也是十分艰苦的，他们自己有五个孩子，房子很狭小，走路都得错着身子。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全家，让我和大弟有了一个窝，这已经是相当幸运了。那时，我感觉特别孤独，时常想念父母，时常想起我们自己的家。
父亲出院后，我们第五次搬家，在一个姓刘的菜农家租房住。这个房东为人善良忠厚，我们两家人相处得像亲戚，多年以后，我们都一直有来往。在刘家出租房中我母亲生下了小弟弟。不久，母亲也解决了城市户口，同时又被本厂正式招工了，真是三喜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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