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你被谁抛弃？ ——从“候鸟北飞”看深圳的危机意识

历史的选择
为什么要抛弃深圳？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问，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深圳？

1979 年，共和国百废待兴，但春寒犹料峭。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激昂时代，只有改革，共和国才能看到希望的田野；只有开放，共和国才能展开春天的故事，而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呢？邓小平注意到南海边的这个小渔村，就在这里画了一个圈。这个圈的分量和意义不必多说，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争议。创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突破。然而，国内对办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争论的结果是经济特区还是要搞，但要与作为社会主义主体的内地隔绝开，于是在深圳特区边上竖立了一道水泥墙，以此隔开经济特区和内地。这道水泥墙就是香港人和深圳人所说的二线关（深圳与香港之间为一线关），深圳人对这道关有爱有恨，下面我们再详细来谈它。

时代选择了深圳，但也只有深圳才能担当时代赋予的重任。深圳，毗邻香港，以这个地理优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只有两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地区（澳门太小，经济也不发达），那就是香港和台湾。厦门具有面向台湾的地理优势，在1979 年7 月，与深圳、珠海、汕头同时被国务院确定试办出口特区（后改称“经济特区”），但厦门与台湾之间大海相隔太远，交通不便，地理优势显然不如水陆相连的深圳和香港，而且厦门当时还是军事前沿阵地，不像深圳口岸一直和香港保持着紧密来往。可以说，深圳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开创中国新时代的幸运儿。事实上也是这样。到20 世纪末，人们回首中国经济特区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时，发现中国五大经济特区（1988年4 月13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只有深圳特区发展得最好，深圳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厦门和汕头因走私而元气大伤，珠海至今仍在吞咽当年重复建设的苦果，海南则饱尝了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带来的痛苦。

但是，深圳特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深圳特区的建设是从蛇口开始的，从荒山野岭的“蛇口”起步，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建设者们喊出了一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但就是这个在现在深入人心的口号却在当时招来全国一片抗议之声。现在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激情年代》就反映了这段真实的历史。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业区，依然成为特区精神的标志之一。到了1984 年，深圳特区已经初具规模，但海外媒体这时候却说中国经济特区就是建高楼大厦，同时国内对特区是否成功的疑问不断，对于中国是否需要办特区仍不能理解。1984 年1 月24 日至2 月17 日，邓小平去南方，特地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经过考察，他对特区的成就表示满意，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他给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此后，关于深圳发展道路的争论才逐渐淡化下来，深圳也打破了从前依靠外贸出口的产业格局，在继续发展以轻工、服装、手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三来一补”企业外，开始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从此开始了崭新的发展，于是有了现在的康佳、赛格、华强、飞亚达和华为等。1987 年6 月12 日，邓小平再次就特区建设发表讲话：“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深圳经济特区是成功的。多年来，深圳不但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尽早实现深港衔接做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任何其他地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且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成功地担负了窗口和试验田的作用。1992 年邓小平再次到深圳后，深圳又开始了新的腾飞。20 世纪80 年代，一百六十米高的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深圳奇迹”；90 年代，三百八十三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新的“深圳速度”。现在，深圳为完成深港衔接的历史任务，正在继续快速运转。80 年代深圳建立了第一家中科院与地市合办的深圳科技工业园，科技园在建设早期一时间成为国内各地建设高新技术园区的蓝本；90 年代深圳成功举办了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时代的变迁
但是，1998 年以来深圳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发展活力逐步下降。其原因首先来自河对岸、海那边的香港。

香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地从制造业主导经济体系转型至服务业主导。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不仅是深圳出口的主要对象，也是深圳最重要的海外投资来源，而且香港人也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香港对深圳的投资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而且由于近年来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对深圳的投资呈递减趋势，香港对深投资更显重要。在消费方面，香港人纷纷北上置业、娱乐，极大地促进了深圳消费。在深圳有个笑话，说深圳对港人消费颇有微辞，认为港人不仅抬高了深圳的房地产价格，而且提升了深圳“小姐”的身价，对深圳人消费不利。另外，近年深圳方面一直竭力促进深港之间二十四小时通关，以更方便港人北上消费，但香港方面反应冷淡，二者矛盾隐约可见，但也显示了港人北上消费对深圳的影响。出口、消费以及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三套马车，而在深圳经济的三套马车中，香港都显得举足轻重。

自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经济一蹶不振，其中香港四大行业表现尤甚。过去十多年来的房地产泡沫不但令香港经济急速增长，同时也导致租金及薪酬上升，削弱了香港作为金融及服务中心的竞争力，尤其在金融风暴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回顾香港的经济状况，自1974 年至1997 年间，二十多年来香
港从未出现过通缩，但自金融风暴后，消费物价便一直持续下调，增长比率由正变负，于1999 年8 月更出现负6.1％的新低，目前香港业界陷入近四十年来的最低潮。尽管深圳依托国内良好的经济形势，经济还能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香港经济的持续低迷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在逐步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开始向普遍改革推进。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几个特殊的区域。而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经济特区正在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加入WTO 后，“经济特区”似乎更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经济特区是与WTO 的精神相违背的。可见，在对外与对内开放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特区的存在已经丧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础，窗口作用显著下降的深圳难以再享有特殊政策和照顾，来担负改革试验田的重任。此外，深圳需要直接面对来自国内其他城市的竞争。然而，对深圳经济打击最大的还是2000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停止发行新股，导致深圳的资金流量减少，直接影响了深圳金融业以至整体经济的发展。

资本的兴衰
“深圳经济特区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也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历史。”这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同志在2002 年9 月26 日的讲话。这个评价很到位，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深圳经济特区这十二年（1990—2002）的发展历史，就是金融业大发展的历史。金融业已经成为深圳经济的一根台柱。

说到深圳的金融业，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

作为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先行者，招商银行在1986 年11 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招商银行由招商局出资人民币一亿元，于1987 年4 月8 日在深圳蛇口正式挂牌成立。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截至2001 年12 月底，招行总资产已逾三千亿元，累计实现税利逾二百三十一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1000 家大银行”2002 年年度排名中，招商银行位居第二百七十三位，已经超过“世界1000 家大银行”的中等规模水平；在《欧洲货币》1999 年年度“亚洲最大100 家银行”排名中，招商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居亚洲银行业首位。招商银行以不足国内银行4‰的从业人员、2‰的机构网点支撑了约1.6％的资产规模、约6％的效益，以“科技兴行”的发展战略在中国银行业确立了自己坚实的地位。如果连招行都“迁都”了，深圳人的失落和伤感可想而知，因为不知道深圳的奋斗目标在哪里。

深圳发展银行成立于1987 年12 月28 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深发展的成立在深圳金融业发展中的地位在这里不再多说，值得一提的是深发展的成立也是深圳股市发育的重要开端。老一代的深圳股民几乎都是从炒深发展股票走进股市的，也从深发展上赚到第一桶金，当然，那时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也没有几只股票。

然而，作为中国大陆两家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时间却一直裹杂不清，让许多研究中国证券发展史的人一头雾水，各种正式资料都基本上是这种说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89 年11 月15 日筹建,1990 年12 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试营业），1991 年4 月11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并于同年7 月3 日正式成立——一共四个时间，到底是哪一个？反观上海证券交易所，其成立时间却是相当明确的：1990 年11 月26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同年12 月19 日正式开业。为此，到底谁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各界一直争执不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由于中央发展证券市场的态度已经明确，深沪两地基本上是同时分别开始筹建交易所的。由于深圳毗邻香港，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国贸大厦筹建时完整借鉴了香港联交所的一套做法，在时间仓促且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做出大的修改，因此深交所受香港联交所影响的痕迹很深，比如上市挂牌、交易规则等，甚至连深交所使用的四位股票代码也与香港联交所一脉相承，直到现在才改为六位，与上交所一致。而同期上交所筹建工作非常艰难，不得已只好前往深圳，从国贸大厦把深交所的一套搬过去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上交所规则与深交所的基本一样，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上交所还是把股票代码改成了六位的。虽然深交所的筹建工作走在了上交所的前面，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却在11 月26 日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而深圳暂被搁置，并且上交所宣布在12月19 日正式开业。这个消息对夜以继日筹建深交所的工作人员可谓一个沉重打击。为此，当时的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国贸大厦的筹建现场决定，不管怎样，深交所一定要在12 月1 日开始营业。就这样，深交所领先上交所十八天开始营业。草创之初，两个交易所就为争第一而争得不可开交，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次开业之争就此拉开了两个交易所在其后长达十年的竞争序幕。此后十年，深、沪交易所在大盘走势、上市公司服务以及市场成交额上全面竞争，两地券商、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等各为其主，最后甚至连两个交易所都不惜违规介入，结果加剧了两地市场的波动，加大了市场风险。1995 年3 月，上交所成交额开始大幅超过深交所，风光一时。此时深交所开始在硬件上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使交易系统更加完善安全，同时提高“软件”质量，为上市公司提供周到的优质服务，结果吸引各地新上市公司选择深交所作为上市地。就这样，自1996 年8 月开始，深交所成交额开始全面超过上交所，此外，据美国彭博资讯的统计，1996 年深圳股市以174.92％的涨幅登上全球股市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至此深交所不但称雄国内股市，而且以最大成长幅度笑傲全球！这个时期不但是深圳证券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深圳最得意最风光的时期。这个时期，也使“老大”上海英雄气短，耿耿于怀。深交所成交额超过上交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98 年1 月，由于1997 年后中国证监会不再让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而是定下了“上海先上一家，深圳再上一家”的不成文规定，这样上交所在1998 年才开始缓过气来，赶超深交所。

成交额之争尚未见平息，深沪两地关于“创业板”的争夺又开始了。1999年，风险投资概念火爆全球，纳斯达克市场疯狂上涨，开始创造“一夜暴富”的资本神话，为此上海和深圳这两个科技产业发达的城市开始争夺设立中国的“二板市场”：两个城市不断举办研讨会，请专家宣传风险投资——更重要的是论证自己更有资格设置“二板市场”。当时的候选城市还有武汉、北京等。到2000 年上半年，形势明朗，深圳在角逐中胜出。但这个胜利未必是好事，业内人士普遍担心，深圳取得创业板资格，很可能是对未来把深圳主板并入上海的一个补偿。果不其然，2000 年世纪之交，证券市场关于深交所即将并入上交所的传闻一时甚嚣尘上。自1997 年以来这种传闻一直都有，但这次似乎是真的：统一的结算中心在上海成立，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也有这种表示……看来人们的担心要成为现实。

经过十年的发展，金融业已经成为深圳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全市生产总值15％左右，而金融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作用也不可等闲视之。另外，深圳金融业的利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弱），而上海则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强），其他地区共占一半。有统计显示，2000 年以前坐飞机进出深圳的人员中，就有30％的人是从事证券业的！如果深圳的主板市场迁往上海，那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的流失，直接动摇深圳的区域金融中心地位，而且将影响到特区二十年来的经济成就，即使有创业板，但因在初创之时也难有规模和作用，因此深圳经济可能就此一蹶不振！

2000 年的夏天是深圳市最难熬的一个夏天。据说，深圳市主要领导都在北京“陈情”，力陈撤销主板对深圳经济的利害关系。最终，深圳艰难地取得了主板暂时不并往上海的承诺，但也付出了代价，即深圳证券交易所从2000年9 月开始不再发行新股。目前看来，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而且深圳当年力保主板的努力也是非常有远见的，因为直到现在，创业板也未能开设。不过开设了也未必能成功，除了美国纳斯达克创业板取得成功外，其他国家的都不成功……中国是否需要开设创业板，直到今天仍有争议。

由于深圳不发行新股，深、沪两个交易所不再有成交额上的竞争，也因为两个交易所最终要合并，其竞争也就不再有意义，两个交易所谁先谁后（成立）的问题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回想起来，当年深圳在金融业上展开如此激烈的争夺不是没有原因的。20 世纪深圳在金融领域的争夺不仅仅是“面子”之争，而应看作金融话语权之争、经济主导权之争。有学者指出，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突出表现，而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则不断发生，这种情况说明金融产业已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经济危机更多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谁掌握了金融资本，谁就能在经济竞争中占有优势。因此，作为一个没有传统工业基础、资源相对缺乏的新兴城市，深圳希望从金融服务业来把握经济制高点。当然，意图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自然也要抢占国内金融业的主导权。两个城市在20 世纪的
竞争自然不可避免。

不过，主板停发新股还是对深圳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2000 年以后深圳金融业的地位日呈下降趋势。事实上，此前深圳就已呈现兆头。1998 年中国人民银行机构改革，设立九大分行，作为金融重镇的深圳却未能占得一席，深圳市人民银行被划为广州分行之下的一个中心支行。在这个趋势下，人们不禁要问，深圳的金融业到底应向何方发展？不管答案如何，有志于全球化发展的招行、平保等金融企业开始把目光瞄向上海。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积累，上海已经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环境，上海在人才、市场和资金上的优势日益显现，而且在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上海还将是中国金融企业走向全球金融舞台的平台。目前金融机构扎堆的现象在陆家嘴已成气候：原三峡证券改名为亚洲证券后，正式将注册地由宜昌迁至上海，并在浦东高档商务区租下了一栋物业大楼，作为公司新的栖息地；天一证券已将公司下属资产管理部等业务总部全部移师上海；原先在开封安营的富友证券也选择了上海作为注册地；去年年底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也于今年三月将国债业务管理总部、资产管理总部、投资管理总部等三大业务部门移至上海……自2001 年以来，共有数十家券商、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或变更注册地，或以大规模迁移核心业务部门的方式，在上海“安营扎寨”，估计未来会有更多金融机构进入陆家嘴。上海正成为各类金融机构争相进驻的热土。

因此，对于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这些准备走向国际舞台的金融企业来说，上海是必争之地。当然，在搬迁问题上，在深圳发展起来的招行、平保似乎颇多顾忌，不能像外资企业那样走得直截了当。实际上，真正关系到企业发展壮大的问题，谁还有那么多所谓的“深圳情结”？对于沃尔玛来说，上海在地理、商业地位等方面均居主导，对其长远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一定要攻克上海市场。外资撤出的事例并非个别现象，一些深圳的外资金融机构，在重新评估中国市场之后，也在逐渐从深圳撤出，如德国德累斯顿银行较早前就从深圳撤出，迁往他们认为更有希望的上海。作为国内企业的佼佼者，招行、平保以及中兴、华为难道会不明白这一点？

此外，上海市政府在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中也展开了主动攻势，有意让一些商业银行总行逐步聚集上海，并出面与一些银行高层进行过实质性
商谈。其中，招商银行即是上海市政府的力邀对象之一。郎有情，妾有意，在这个崇尚自由恋爱的时代，谁能阻止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也许在金融业的发展上，深圳不会再向上海叫板了，但现在问题在于，深圳是否有必要成为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在这个问题上，国内金融界有人认为，深圳的资源有限，长远来说不可能靠房地产和制造业去跟其他城市竞争，深圳的未来必须走服务业，与香港携手构建服务华南和南亚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是最佳选择之一（深圳市商业银行行长王骥就持这种观点），但是作为国内的区域金融中心，深圳的条件显然不如广州，如果与香港携手，似乎没有必要。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深圳金融业实际上折射出了深圳经济的尴尬，即地缘经济的局限性——夹在香港和广州之间，香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广州则是华南的门户、珠三角的枢纽，而深圳呢？因此，尽管特区光环笼罩下的深圳踌躇满志，但拔剑四顾却一脸茫然：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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