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三坊

那时的我们刚从一场重创中缓过来，对于生命我们有了更为深刻和透彻的理解。前一年我们失去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意外而来又意外而去。
意外而来是我们还没有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我们因她成婚。意外而去，是我们婚检时查出彼此都有轻型地贫，医生神情肃穆地说，你们的孩子会出现三种结果：一是小孩有二分之一概率遗传你们其中一个的地贫基因，像你们一样也能正常存活；二是有四分之一概率是正常小孩，不遗传你们双方携带的地贫基因；三是有四分之一概率是重度地贫儿，也就是说全部遗传你们双方的缺陷基因，没有造血功能，即便输血，也很难存活到成年。我建议你们慎重考虑一下要不要结婚。

可是我能因为孩子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否决这场婚姻吗？我们虽然心有忧虑却也满怀希望完成了这桩婚事。在深圳我们风风光光地摆了一场盛大的酒席，然后才去宝安妇幼保健院做了地贫筛查。因为妻子怀孕已有四个月，错过了抽绒毛的最佳时期，只能做羊水穿刺手术。手术结果让我们濒临崩溃，她患有重度地贫，我们不得不舍弃她。纵使我们撕心裂肺、痛如刀绞，也不得不放弃她。她已经长出了一个孩子的雏形，满心欢喜地等待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何其残忍又无可奈何，她在一个秋雨潇潇的寒夜被引产而去。

我见到手术完的妻子，妻子的第一句话是：护士要拿走时，我问她男孩女孩，护士说是个女孩。说完，妻子的眼角涌出了一串泪珠。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她”而不是“他”的缘由。2012年春天，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来了。我们当然希望这是一份补偿的礼物，却也不敢有丝毫侥幸，赶在十周之前我送妻子回南宁做了抽绒毛的手术。诊断的结果需要等待一个月，妻子时常在夜里辗转难眠，我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安抚她弥漫的焦虑，毕竟腹中的孩子需要休息，虽然在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

当结果快递至我们手中，我和妻子都没有勇气去打开。它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是好是坏不得而知。无法逃避，亦无能更改，这个结果只能由我来开启，如今我完全不记得那个作为医学上的描述语句，我只记得，那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孩子，只有四分之一的概率，那是一份上天补偿给我们的礼物。

那只龟见证了我们女儿的出生，追随着我们四处搬家。它甚至有时候消失大半个月不见踪影，当我们发觉并害怕它会不会饿坏或者发生意外时，它便从房间的某处杂物或角落里现身，带给我们惊喜。

我们搬到河西三坊之后，有一次我将它放在阳台，它竟从盆里爬了出去，不慎掉到了一楼。仿佛冥冥中早有安排，那晚妻子的堂哥恰巧来我们家串门，他在楼下见到了那只龟，他认得它，将它送还我们。

从此以后，妻子将原来的塑料盆换成了塑料桶，我知道妻子的担心。我们辗转流离，那只龟从未离开过我们。或许在妻子看来，它一定是那个意外而去的孩子，历经磨难，托生转世为龟，回来陪伴我们的。

妻子把我们给第一个孩子取好的名字给了那只龟。 女儿一岁多的时候，被我们送回老家，请她的外婆照料。我们没有办法抽身出来，陪伴她成长。生活的压力仿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在深圳这个庞然巨兽的脚边，小心翼翼地行事、生活。

我自然能想象妻子扔下女儿，从老家返回深圳时，一定是痛如刀绞。

每到春节，我们是可怜的“探访者”，离家时，我们总要等女儿被哄走，才敢迈出家门。本应是欢喜万分的节日气氛却被一个无情的分离剥尽，透出一股洋葱切开后的催泪气息。
无可奈何，奈何不了。

日子就这样转到了2016年，我们搬到河西三坊将近两年，女儿已在老家上了半个学期的幼儿园。我们意识到，女儿已经长大，开始有记忆了。我们不能在她的记忆里留下一片本该有父母出现的空白。

我们去问了河西三坊周边的几所幼儿园，最便宜的一期学费五千多，稍好的则要将近七千。下学期的报名时间是6月份，稍好的那所学校还要求带孩子来面试。

时间紧迫，我当即买了第二天早晨回广西老家的车票。当我抱起女儿，问她，还记得我是谁吗？女儿既没说话也没哭，只是瞪着大眼睛望我。
我多盼望她能叫一声爸爸，可是她没有。

三天后，她才肯跟我走。可当我抱她上长途客车时，她开始挣扎，伸出双手向送行的亲人哇哇大哭。我理解那种感受，也明白这三天的感情培养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假象，三天就是三天，与三年的时光相比，连一个三岁小孩都蒙骗不了。

到了深圳，我拿女儿毫无办法，因为心存亏欠。

妻子上班后，我煮好早餐给她吃，吃完早餐去西乡公园逛，逛完公园去百佳华超市，买做午饭的菜，回家路过楼下的便利店，她要坐摇摇车，然后买瓶牛奶或者一颗棒棒糖，有时要买一件玩具。我都满足她，只要她开心。

做午饭时，我打开电脑放儿歌给她听，她有时乐意自己吃饭，不乐意时我来喂。吃完午饭，她如果想吃水果，我便给她削水果。她困了，哄她睡觉，等她睡着了，我才得闲看下书，看下手机，抽支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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