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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问苍茫》 ——兼与李云雷、邵燕君、孟繁华先生商榷
作者：张永峰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底层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30 人已围观
以直面当代重大问题、深度剖析社会现实著称的小说家曹征路，又推出长篇力作《问苍茫》，小说发表于《当代》2008 年第6 期，2009 年2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阅读这部小说所产生的震惊，就好像猝然目睹毛妹被大火焚毁的那张脸——“天，这是一张怎么样的脸！眉毛全部没有了，变成一块透明的红皮，而且永远不可能长出来。鼻子化掉了，只剩下部分鼻骨，两只鼻孔露在外面，像两个黑洞把脑袋贯穿了。左边的外耳不见了，内耳还残留三分之二。更可怕的是嘴巴，整个错开了，有半边嘴唇张着，露出里头的两排牙，整张脸就像鲜肉上贴着一层塑料纸。”——这张脸是深圳外企血汗工厂的杰作，它是资本霸权本质的形象化。在这部小说中，曹征路用解剖刀一样锋利的笔端，剖开资本霸权媚惑人心的画皮，揭露出其真正的恐怖酷烈面目。
小说主要以三个视角人物——柳叶叶、常来临、赵学尧——的命运史和心灵史为线索，揭示出以劳资关系为轴心，以资本霸权为支点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由资本霸权决定的社会现实和人的生存位置，还在于由资本霸权和生存位置决定的人的心理现实。小说中心理现实的深度剖析得益于视角人物的有效设置——以视角人物的心灵史为线索，但这种设置并不意味着非视角人物的心理内容就遭到遮蔽，恰恰相反，正是在视角人物与非视角人物的关系中，人物的心灵得以呈现。而且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心理现实剖析还为“新人”的成长、阶级意识的觉醒开辟了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在莽莽荆棘中刚刚开始。
《问苍茫》发表不久后，《南方文坛》2009 年第2 期发表了一组评论文章。关于小说人物塑造这方面，李云雷先生认为，人物塑造“多注重其在事件中的表现，但对其‘内面’关注不够”；卲燕君先生认为，“‘左翼文学’本来就容易出现概念化的问题，如果理论论证再不充足的话，人物就会更简单、突兀、缺乏可信性。《问苍茫》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包括常来临在内的）‘新型人物’的塑造上”。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小说揭示人物心理依据不够充分。而孟繁华先生的观点则又不同，他认为作者对人物同情的理解使得“常来临这个人物，虽然诉诸了作家的批判，但也同时表现出了曹征路对这个人物的些许犹疑和矛盾”，使得对陈太这个人物“只是客观地呈现了这样一个女人，似乎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没有憎恨也没有意属”。
与这些论者的观点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在常来临和陈太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一方面给出了充分的心理依据，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犹疑和矛盾”，也不仅仅“只是客观地呈现”，相反，在其心理依据展现的过程中，作家具有深刻的价值立场。作家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投注了无限的深意，这深意并非仅是人物塑造手段的问题。
一、资产阶级文化与“工贼”
“宝岛电子有限公司”的老板陈太有一句常用语，尤其是在她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的时候：“我是个女人，我干吗要管那么多？”既是资本家又是女人，这双面角色赋予了这个人物深长的意味。这里首先要追问一下，陈太自谓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很明显，她的血汗工厂里有上千的女工，那些女工有资格和她说一样的话吗？如果和毛妹的生活重负、凄惨命运相比照，陈太的女人说辞，简直是个莫大的讽刺。很明显，这里的女人是有阶级身份的，只有资产阶级的女人，具备足够资本的女人，才配说这样的话，但当她这么说时，又是在混淆或者抹去阶级的属性。柳叶叶在阶级意识觉醒之后，看到电视节目里宣扬女人不顾一切的消费渴望，她讥笑自问——“你会吗？你是女人吗？”——为此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注脚。
说陈太是具备足够资本的女人，其资本不仅是指经济生产方面的资本，还包括另一种资本。那这种资本是什么呢？用常来临的心里话来说就是：“她确实漂亮，少有的漂亮，也确实高雅，没见过的高雅”，“她的那种随意或者亲热是一种文明，是一种高雅，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装出来的”。这样的漂亮、高雅和文明赋予了陈太无穷的魅力，这样，她的女人说辞，她的示以娇弱和柔媚，对于谈判对手，是一种以柔克刚；对于下属，是一种管理策略、一种俘获人心的手段。
更进一步讲，陈太的女人魅力其实是个深刻的隐喻。她的高雅、时尚、柔媚、温情、光彩照人、彬彬有礼、韵味深长，正是资产阶级文化之“美”的形象化。这里的资产阶级文化是指资产阶级的一套生活方式，其具备或包含着“真”的方面、“善”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真”是其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善”是其伦理道德，“美”是这套生活方式所具有的令人倾倒、摄人心魄的魅力。如果说，凭借资本的霸权，凭借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资产阶级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现实秩序，那么，资产阶级文化的“美”和“善”就是维护和巩固这种秩序，令这种秩序深入人心，保障这种秩序生产和再生产的功能性力量。
陈太的“美”就具有这种功能。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幸福村几家公司为希望小学捐款，电视台和幸福村共同主办一次文艺晚会，宝岛电子有限公司组织工人们集体观看。“电视里，公司的陈太穿着黑底红边的旗袍，胸口绣了一朵鲜红的大花，红花一直连上肩头……她面孔白中透红又细又嫩，五官分明顾盼有神……尤其是那种沉静的微笑，矜持地鼓掌，显得又高贵又典雅，特别有文化。有些新工人没见过陈太，还禁不住地问，她真的是我们老板吗？哇噻。”
对于工人们来说，陈太的“美”，这种资产阶级文化的“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慑服力：它让你仰慕、惊叹、倾倒、折服；它是高高在上的美，有等级制的美；它让你自愧不如，无法相比，让你感觉低它一等，自惭形秽。凄惨致死的毛妹在绝命书上都禁不住感叹：“我在电视里看到我们老板了，她真漂亮。”毛妹自杀前的生之留恋竟是借这样的感叹传达出来，这种资产阶级文化的“美”成为加固阶级等级制度的有效力量。
对于常来临来说，他正是被陈太的“美”所俘虏而死心塌地地为公司效命。小说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常来临对陈太之“美”的倾倒和折服，实际上，陈太的“美”大都是借助常来临的视角呈现出来的，这种呈现过程就是常来临的折服过程。
陈太俘虏常来临的法术中还有一个，那就是“善”，是资产阶级文化的道德伦理。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出陈太的“善”。她为了救弟弟（患白血病）的命，“做过舞女，做过伴娘”，“做一个老人的情妇”，“她需要弟弟活下去，因为她对爸妈做过承诺。她有过屈辱，也有过轻生的念头……但后来她没有死，因为弟弟不能死”。她到大陆来办公司也是为了延续弟弟的生命，为了获取给弟弟换血所需的巨资。陈太这种“人性的善”，深深地打动了常来临，让他用同样的逻辑去鼓动工人们为她生命垂危的弟弟献血献骨髓：“他相信这是一个朋友，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怀着爱的信念在这个冷酷的世界打拼，为的是对父母亲的一个承诺，她历尽沧桑遍尝苦痛矢志不改……至于这个女人是谁，是不是老板，很重要吗？”
常来临激动不已的“爱”与“善”的言说，激发起绝大多数工人们的爱心：“打工仔们快要把献血车挤翻了”，“柳叶叶张毛妹们”激动地落泪。常来临认为这就是“企业文化”，是无论“是不是老板”，不管什么阶级，都应该尊奉的普遍的人性伦理。凭借这普遍的人性伦理，常来临又成功地为陈太的弟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哀悼大会。可是，这普遍的人性伦理面对毛妹这位凄惨至极的工人时完全失效了，这套高级的文化和伦理，这感人至深的爱与善，原来无不基于资本的霸权，地位卑下一无所有的打工仔是无权享用的。正是资本霸权的逐利本性最终撕掉了自己的假面，显示出这抽象人性伦理本质上的虚假和伪善，也让常来临暴露了自己“工贼”的面目。
其实常来临这个人物是个隐喻。他变成“工贼”的过程隐喻着以往的意识形态被资产阶级文化俘虏改编的过程。常来临原是国企的“书记”，他来到宝岛公司后，仍然配备这一身份符号。他作为国企书记所具有的职能——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动员，在这里依然发挥了极大的效用。他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源和工人的情感资源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这一切为了实现另一个目标。他为了老板的利润而动员工人们无偿加班时慷慨陈词：“他妈的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啊……核心技术在人家手里啊，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啊。咱们落后啊，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人欺负。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要为民族企业争口气，一定要拿下这一单，给美国鬼子看看！绝不能让他卡住我们的脖子！”这种动员果然有效，“打工仔们一个个都被激怒了，说，干，狗日的不干。”
在这里，中国这种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被剥夺地位，反过来成为动员工人接受外资老板剥削的意识形态利器。爱国主义、民族气节这些原本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帝国主义的情感资源，现在反而成为接受剥削、接受压迫的花言巧语，为加强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服务。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却构成了常来临的“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常来临的“企业文化”除前边所述内容之外，再加上他不断向柳叶叶、毛妹等女工宣扬的“人人都可以当太阳”的个人发展神话，可谓十分完备。
常来临的“企业文化”——“爱心奉献”、普遍人性伦理，市场竞争、“落后就要挨打”，“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爱岗敬业、努力工作、个人发展——正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常来临的理想追求、道德底线、有情有义，无论怎么让人同情和赞赏，都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正是借助他在宣传企业文化中扮演的“工贼”角色，资本霸权才能实现稳固的统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秩序才能实现生产和再生产。
难怪陈太对常来临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赖上你了。”
小说主要以三个视角人物——柳叶叶、常来临、赵学尧——的命运史和心灵史为线索，揭示出以劳资关系为轴心，以资本霸权为支点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由资本霸权决定的社会现实和人的生存位置，还在于由资本霸权和生存位置决定的人的心理现实。小说中心理现实的深度剖析得益于视角人物的有效设置——以视角人物的心灵史为线索，但这种设置并不意味着非视角人物的心理内容就遭到遮蔽，恰恰相反，正是在视角人物与非视角人物的关系中，人物的心灵得以呈现。而且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心理现实剖析还为“新人”的成长、阶级意识的觉醒开辟了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在莽莽荆棘中刚刚开始。
《问苍茫》发表不久后，《南方文坛》2009 年第2 期发表了一组评论文章。关于小说人物塑造这方面，李云雷先生认为，人物塑造“多注重其在事件中的表现，但对其‘内面’关注不够”；卲燕君先生认为，“‘左翼文学’本来就容易出现概念化的问题，如果理论论证再不充足的话，人物就会更简单、突兀、缺乏可信性。《问苍茫》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包括常来临在内的）‘新型人物’的塑造上”。也就是说，他们感觉小说揭示人物心理依据不够充分。而孟繁华先生的观点则又不同，他认为作者对人物同情的理解使得“常来临这个人物，虽然诉诸了作家的批判，但也同时表现出了曹征路对这个人物的些许犹疑和矛盾”，使得对陈太这个人物“只是客观地呈现了这样一个女人，似乎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没有憎恨也没有意属”。
与这些论者的观点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在常来临和陈太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一方面给出了充分的心理依据，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犹疑和矛盾”，也不仅仅“只是客观地呈现”，相反，在其心理依据展现的过程中，作家具有深刻的价值立场。作家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投注了无限的深意，这深意并非仅是人物塑造手段的问题。
一、资产阶级文化与“工贼”
“宝岛电子有限公司”的老板陈太有一句常用语，尤其是在她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的时候：“我是个女人，我干吗要管那么多？”既是资本家又是女人，这双面角色赋予了这个人物深长的意味。这里首先要追问一下，陈太自谓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很明显，她的血汗工厂里有上千的女工，那些女工有资格和她说一样的话吗？如果和毛妹的生活重负、凄惨命运相比照，陈太的女人说辞，简直是个莫大的讽刺。很明显，这里的女人是有阶级身份的，只有资产阶级的女人，具备足够资本的女人，才配说这样的话，但当她这么说时，又是在混淆或者抹去阶级的属性。柳叶叶在阶级意识觉醒之后，看到电视节目里宣扬女人不顾一切的消费渴望，她讥笑自问——“你会吗？你是女人吗？”——为此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注脚。
说陈太是具备足够资本的女人，其资本不仅是指经济生产方面的资本，还包括另一种资本。那这种资本是什么呢？用常来临的心里话来说就是：“她确实漂亮，少有的漂亮，也确实高雅，没见过的高雅”，“她的那种随意或者亲热是一种文明，是一种高雅，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装出来的”。这样的漂亮、高雅和文明赋予了陈太无穷的魅力，这样，她的女人说辞，她的示以娇弱和柔媚，对于谈判对手，是一种以柔克刚；对于下属，是一种管理策略、一种俘获人心的手段。
更进一步讲，陈太的女人魅力其实是个深刻的隐喻。她的高雅、时尚、柔媚、温情、光彩照人、彬彬有礼、韵味深长，正是资产阶级文化之“美”的形象化。这里的资产阶级文化是指资产阶级的一套生活方式，其具备或包含着“真”的方面、“善”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真”是其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善”是其伦理道德，“美”是这套生活方式所具有的令人倾倒、摄人心魄的魅力。如果说，凭借资本的霸权，凭借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资产阶级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现实秩序，那么，资产阶级文化的“美”和“善”就是维护和巩固这种秩序，令这种秩序深入人心，保障这种秩序生产和再生产的功能性力量。
陈太的“美”就具有这种功能。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幸福村几家公司为希望小学捐款，电视台和幸福村共同主办一次文艺晚会，宝岛电子有限公司组织工人们集体观看。“电视里，公司的陈太穿着黑底红边的旗袍，胸口绣了一朵鲜红的大花，红花一直连上肩头……她面孔白中透红又细又嫩，五官分明顾盼有神……尤其是那种沉静的微笑，矜持地鼓掌，显得又高贵又典雅，特别有文化。有些新工人没见过陈太，还禁不住地问，她真的是我们老板吗？哇噻。”
对于工人们来说，陈太的“美”，这种资产阶级文化的“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慑服力：它让你仰慕、惊叹、倾倒、折服；它是高高在上的美，有等级制的美；它让你自愧不如，无法相比，让你感觉低它一等，自惭形秽。凄惨致死的毛妹在绝命书上都禁不住感叹：“我在电视里看到我们老板了，她真漂亮。”毛妹自杀前的生之留恋竟是借这样的感叹传达出来，这种资产阶级文化的“美”成为加固阶级等级制度的有效力量。
对于常来临来说，他正是被陈太的“美”所俘虏而死心塌地地为公司效命。小说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常来临对陈太之“美”的倾倒和折服，实际上，陈太的“美”大都是借助常来临的视角呈现出来的，这种呈现过程就是常来临的折服过程。
陈太俘虏常来临的法术中还有一个，那就是“善”，是资产阶级文化的道德伦理。小说浓墨重彩地描绘出陈太的“善”。她为了救弟弟（患白血病）的命，“做过舞女，做过伴娘”，“做一个老人的情妇”，“她需要弟弟活下去，因为她对爸妈做过承诺。她有过屈辱，也有过轻生的念头……但后来她没有死，因为弟弟不能死”。她到大陆来办公司也是为了延续弟弟的生命，为了获取给弟弟换血所需的巨资。陈太这种“人性的善”，深深地打动了常来临，让他用同样的逻辑去鼓动工人们为她生命垂危的弟弟献血献骨髓：“他相信这是一个朋友，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怀着爱的信念在这个冷酷的世界打拼，为的是对父母亲的一个承诺，她历尽沧桑遍尝苦痛矢志不改……至于这个女人是谁，是不是老板，很重要吗？”
常来临激动不已的“爱”与“善”的言说，激发起绝大多数工人们的爱心：“打工仔们快要把献血车挤翻了”，“柳叶叶张毛妹们”激动地落泪。常来临认为这就是“企业文化”，是无论“是不是老板”，不管什么阶级，都应该尊奉的普遍的人性伦理。凭借这普遍的人性伦理，常来临又成功地为陈太的弟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哀悼大会。可是，这普遍的人性伦理面对毛妹这位凄惨至极的工人时完全失效了，这套高级的文化和伦理，这感人至深的爱与善，原来无不基于资本的霸权，地位卑下一无所有的打工仔是无权享用的。正是资本霸权的逐利本性最终撕掉了自己的假面，显示出这抽象人性伦理本质上的虚假和伪善，也让常来临暴露了自己“工贼”的面目。
其实常来临这个人物是个隐喻。他变成“工贼”的过程隐喻着以往的意识形态被资产阶级文化俘虏改编的过程。常来临原是国企的“书记”，他来到宝岛公司后，仍然配备这一身份符号。他作为国企书记所具有的职能——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动员，在这里依然发挥了极大的效用。他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源和工人的情感资源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这一切为了实现另一个目标。他为了老板的利润而动员工人们无偿加班时慷慨陈词：“他妈的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啊……核心技术在人家手里啊，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啊。咱们落后啊，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人欺负。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要为民族企业争口气，一定要拿下这一单，给美国鬼子看看！绝不能让他卡住我们的脖子！”这种动员果然有效，“打工仔们一个个都被激怒了，说，干，狗日的不干。”
在这里，中国这种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被剥夺地位，反过来成为动员工人接受外资老板剥削的意识形态利器。爱国主义、民族气节这些原本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帝国主义的情感资源，现在反而成为接受剥削、接受压迫的花言巧语，为加强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服务。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却构成了常来临的“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常来临的“企业文化”除前边所述内容之外，再加上他不断向柳叶叶、毛妹等女工宣扬的“人人都可以当太阳”的个人发展神话，可谓十分完备。
常来临的“企业文化”——“爱心奉献”、普遍人性伦理，市场竞争、“落后就要挨打”，“爱国主义”“民族气节”，爱岗敬业、努力工作、个人发展——正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常来临的理想追求、道德底线、有情有义，无论怎么让人同情和赞赏，都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正是借助他在宣传企业文化中扮演的“工贼”角色，资本霸权才能实现稳固的统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秩序才能实现生产和再生产。
难怪陈太对常来临常说的一句话是：“我赖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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