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客家的人文脉络：新式学堂，蔚为大观

1902年，清政府公布《钦定学堂章程》，也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教育史上正式颁布但未实行的第一个学制。在此前后，一大批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创建，支撑起中国现代教育起步阶段的一片蓝天。辛亥革命后，新式教育在深圳涌现，仅坪山就有明新学校、南中学堂、博明学堂、成治学堂……滨海客家村落出现的这批新式学校，既符合客家人耕读传家的传统，同时也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它们是客家薪火相传的教育之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既传承家族传统文化，又不断汲取现代文化的营养。

广培学校坐落于龙华区观澜牛湖新村，创办于1912年。当时牛湖新村蒙馆很多，新村鹅地吓的荣盛书房由江佰荫秀才任教，芳埔的寿记楼由邓庆仁秀才任教，凹项的源合书房由刘文锦秀才任教，石马径的凤标楼由陈献阳秀才、张展堂秀才任教。这些私塾规模小，对学生的年龄及修业年限并无硬性规定，8间私塾支撑起了牛湖地区的启蒙教育，但教材多为《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和“四书五经”之类的旧教材。民国建立后，旅居海外的牛湖侨胞陈兆南、陈亚庆、陈福庆、陈均高、陈凤标、陈鸿陛等有识之士，牵头发动牛湖新村、石马径的知名人士捐资兴学，筹集三万两白银建成广培学校。

广培学校有一座五层高的炮楼，主建筑二层，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学校办学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学生学费和侨汇。广培学校的建成在周边地区引起极大反响，海外华侨纷纷返乡祝贺新校落成。

广培学校确立了“广兴教育新民气，培就人才振国魂”的办学宗旨，是深圳教育史上最早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进行教学的正规学校。广培学校设有8个班级，300多名学生来自惠东宝地区，开设国文、算术、社会、公民、尺牍、英文等科目，使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共和国新书》作为教材，学制6年。学校的考试形式分为平时考试、升班考试、年终考试等，成绩以百分制计算。

抗日战争时期，因师资缺乏，教材供应困难，学校几乎停办。直至1941年初才开始逐步恢复教学秩序，但只学读写，类似于蒙馆。1942年，原广培学子、一同外出谋生的大学生陈冠友、陈文新、陈烟桥、林淑仪、陈麟书等人，不堪母校教育就此中断，毅然回到广培学校挑起教学重担，使广培学校一度恢复了正常教学。1946年，孙科（孙中山之子）、陈安仁等人利用广培学校一部分校舍创办观澜中学，由孙科亲自题写校名，学校一批进步学生如陈均池、陈香民、陈云香、凌丽珍等阅读革命书籍，追求革命真理，随后参加了革命，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观澜中学搬迁至松元厦振能学校，与振能中学合并，发展成今天的观澜中学。而广培学校在原校址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今天已成为一所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办六年制完全小学。

南中学堂位于坪山区石井街道的田心社区，是一座私家新式学校。1930年以前，当时的对面喊村和树山背村各有一所小学，分别为秀南小学和培中小学，上学的都是许姓子弟。当时两村不和，富豪许酿成见状想新建一所学校，团结两村人，得到族人的支持。后由居住在香港的华侨许其卓提供六七亩地作为学校场地，还带回了设计图纸。许酿成捐资三分之一，剩下的由每家每户出钱出力。经过两村人的共同努力，1931年，取两村两所小学各一字而命名的南中学堂建成。南中学堂是一所完整的小学，男女学生皆有，共有四五十人。学校建筑风格西化，带有外来的新时代色彩。学校的课程与私塾截然不同，开设国文、算术、地理、自然、历史、图画、唱歌、体育等科，学生们在体育课上还能学习篮球、乒乓球和足球。其课程倡导自然科学，内容已完全摆脱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文字教育，面貌为之一新。为了让教育薪火相传，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也不中断教育，南中学堂当年与学生签订了协议，凡在学校就读的学生，毕业后都必须回乡义务执教一年，不拿工资。这一规矩一直延续到1953年。

南中学堂历经九十年风霜雨雪，如今被注入图书阅读、美术创作、学术研讨、活动交流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成为一片温馨、高品质、大众的公共文化阅读空间。学堂门口两棵傲然挺立的凤凰树是南中学堂学子们共同的记忆点，树下古色古香的教学楼、温馨的教室、简陋的乒乓球台、东南门的水井，承载着田心几代人的乡愁记忆。

强华学校是目前发现的深圳首家与孙中山结缘的学校，坐落在坪山马峦山山坳间的罗氏大屋，这里是1900年孙中山“庚子首义”枪声响起的地方。强华学校由孙中山亲自命名并题写校名，建于民国初年，为三合土两层楼的客家建筑，面宽10米，进深8米，大门额上灰塑的“强华学校”四字依稀可辨，学校内尚保留有黑板壁、教学栏等遗物。据老兴中会会员冯自由著作《革命逸史》记载，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三洲田附近的马栏头村开办学校，命名为“强华学校”，意在激励后人为强盛中华而学，也体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雄心。


大万明新学校位于坪山区大万世居围屋外东北面，“明新”二字出于曾子《大学》里的语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首任校长是一位名叫彭信臣的秀才。成立之初的明新学校只是曾氏的私塾。在明新学校建立之前，曾氏会请老师到大万世居宗祠给孩子授课。后来由于人数较多，且方圆只有路途较远的坪山小学，为解决子孙读书需求，曾氏族人筹建了明新学校。在传统客家元素的基础上引入西方建筑理念，于1927年建成了中西合璧的明新学校。曾氏重视教育，聘请校长，雇佣老师，安排课程，制定校规校纪，实行正规化管理。明新学校开设1—4年级课程，初期只有识字、计算两门课程，招收大万曾氏子孙，后来扩展招收附近黄沙坑、牛角龙、羊母帐等村落及大万村民的亲戚子弟。1944年，由于战争因素，明新学校停办。1952年，明新学校由政府正式接管，改名为大万小学。1982年，因学校规模满足不了学生需要，大万小学停办。大万村一度把校舍租给香港商人作为厂房。后来，大万村委会对明新学校进行修缮。2022年，大万明新学校华丽升级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书房，延续了它传承文明的使命和初衷。

环水楼崇正学堂位于龙岗区东部兰水坣村。环水楼加上附属建筑共计1.2万平方米，180多间房屋，可居数百人。环水楼祖孙三代出了叶树棠、叶伯熙和叶鼎基祖孙三位“岁进士”。“岁进士”不是殿试进士，是明清时期对“岁贡生”的雅化别称，而“岁贡生”是选拔各地府、州、县学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秀才）。光绪六年（1880年），叶树棠辞官离京，携子孙落脚龙岗开基立业，经两代人十八年艰辛劳作，耗资八万余两白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建成雄伟壮观的环水楼围屋。民国以降，环水楼叶氏仍在各个领域内各显其能。叶树棠第七孙叶衍基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曾任民国广东省第二届议会议员。第九孙叶强基毕业于香港大学医科，曾任东江纵队首席医官。第十二孙叶立基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商界名流，长期担任叶氏雪兰莪宗祠总理或理事。叶树棠四代裔孙叶端照早年就读云南陆军讲武堂，曾任八路军参谋、解放军副师长。

崇正学堂除供叶姓子弟免费读书外，也收外姓子弟入读，为龙岗一带培养了大批人才，如跟随孙中山的叶若霖、参加东江纵队的叶强基、参加龙岗红花岭战斗的李琼芳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崇正学堂曾是龙岗地下党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场所。

观澜君子布村德风学校创建于1931年冬。是时，南洋华侨万宝粦先生归国探亲，闻乡梓仍只存以启蒙识字为教育内容的私塾，即倡议以新体制发展教育，启智开聪，教化乡民。在他的发起下，由华侨及本地乡绅、贤达募捐建造新校。校名引用《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句中的“德风”两字，寄寓希望通过这所学校的建立，以“君子的德行”来勉励后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宏愿。1932年端午节，德风学校正式落成，校正门楼上悬挂着一位归国华侨拟写的对联：“恰五月赤帝司权，最恨热诚除暴日；念一载白马过隙，还期苦读在青年。”对联不仅表达了新校落成的喜悦，也点出特殊的社会环境，更寄寓着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望。

第一任校长廖公义、教师张展堂等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号召抗日。1938年8月，日军入侵君子布村，校园沦为日军的操练场。学校采取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来适应战争环境。敌人“扫荡”，听见警报的师生就随村民转移到山沟、地洞里，“扫荡”之后马上集中起来上课。在此期间，学校课程有所减少，开国文、政治、唱歌、珠算等课程，特别加强了民族气节教育。在残酷的斗争中，老师们克服各种困难，维持教学秩序，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在课堂上讲述敌我形势，课外发放宣传小册子，排练宣传抗日内容的歌舞、白话剧等，甚至和学生一起掩护游击队员。张展堂老师常在课堂上振臂高呼：“做中国的主人翁！为民族振兴做不屈奋斗！”其长子张玉娇加入抗日游击队，在枪林弹雨中英勇作战，最后光荣牺牲。次子张玉文孩童时就以红小鬼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1943年加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随部队转战华南。

儿童们在对敌斗争中的贡献特别可贵，他们利用课余时间，配合民兵、自卫队站岗放哨。有一些红小鬼前往广培学校读书，以便直接观察敌情。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回本村报信。日军占据惠东宝边界的铁路沿线时，红小鬼们凭借熟悉的地理位置，利用马灯为暗号，护送一批批东江纵队队员顺利通过封锁线。红小鬼张友福，在一次护送游击队员途中突遇日军，他立刻将马灯快速上下移动，暗示同行的游击队员有危险，自己装作无事的样子迎上去向日军问好。日军见是个顺民小鬼，没有在意，很快就走开了。在德风人的影响下，君子布走出了许多爱国志士，为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版权声明： 本站文章已获出版方或者作者方授权，如需转载，请保留网站地址和作者信息。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于原作者，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很赞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