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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方言，大浪留声
作者：杨宏海 来源：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 责任编辑：yezi 2023-04-23 人已围观
滨海客家人把原乡的语言、民俗文化带到深圳，创造出深圳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即所谓“新邑地处海滨，居民自耕渔而外，不废弦歌”（嘉庆《新安县志》）。客家话特色鲜明，被认为是保存古音最多的一种方言，人们称其为古代汉语发展演变的“活化石”。研究表明，客家话中所保存的魏晋古音，与客家先民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迁入有直接关系；而客家话带有唐宋汉语的某些特点，则是客家先民唐宋以来大规模迁入的结果。
客家方言的研究，首推西方传教士。19世纪以来，“三巴会”（巴色会、巴陵会和巴冕会的合称）的传教士从香港跨过深圳河来到新安县，开始在布吉、沙头角、浪口、李朗、樟坑径等地宣传基督教。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传教士们先学会说当地的方言口语，然后着手编写《圣经》方言译本、方言字典、方言词典、方言启蒙课本和其他方言学著作，供当地教徒和其他传教士使用。这些文献利用西方语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采用罗马字标音，能很好地记录描写汉语方言，为汉语方言学乃至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语料。
传教士韩山明和黎力基为客家方言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韩山明在1854年离世前留下了180页的《客家方言字典》手稿。1860年，黎力基在柏林出版了德文版《客家俗话马太传福音书》，这是最早出版的一部罗马字本的客家方言《圣经》，也是最早出版的一部客家方言文献。1860年以后，巴色会的传教士在华人牧师和客家基督徒的协助下，陆续编写了一些客家方言图书资料，多收藏在瑞士巴塞尔的巴色会档案馆。2005年，曹茜蕾和柯理思将1909年巴色会出版的德文版《初学者简明德客词典》和《简明客家语法》翻译成英文，并加入了其他重要研究资料，汇集成《客家话的语法和词汇：瑞士巴色会馆所藏晚清文献》一书，在巴黎出版。
深圳是一个多方言共存区，在经济特区成立以前，深圳常住人口中主要通行粤方言（俗称“本地话”）和客家方言。粤方言主要分布在深圳西部珠江东缘沿江一带以及南部与香港新界交界处，客家方言则主要分布在深圳北部、中西部、东部大片地区。此外，还有大鹏话、疍家话、占米话等通行范围较小的土语。大鹏话通行于大鹏半岛，疍家话在沿河、沿海分布，占米话则分布在龙岗的坪山、坪地、坑梓的少数村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方言正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对方言进行记录、描写及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对深圳客家方言的主要研究有：
一是单点描写研究。詹伯慧、张日异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1987年）记录了盐田沙头角客家方言，《宝安县志》（1997年）介绍了龙岗、坪山客家方言的语音及词汇，邱菊霞于2007年对龙华观澜客家话的音系进行描写并与中古音和梅县话进行比较，朱炳玉在《深圳市志·社会风俗卷》（2014年）中调查了龙岗横岗客家话的概貌，温育霖于2015年对龙岗客家话语音、词汇进行了探讨。
二是多点比较及接触研究。2010年，刘镇发从语音和词汇两方面切入，将大鹏话与香港的围头话和客家话进行比较后认为，大鹏话是具有部分客家方言特征的一种莞宝片粤方言，其客家方言特征是表层和近代的发展。2014年，周佳凡对坪山占米话进行研究后提出，占米话是以粤方言为基础，同时接受了不少客家方言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方言土语。2019年，温育霖以龙岗区坪地街道的坪东蛇话为研究对象，将其界定为莞宝片下的客化粤语。
深圳、东莞、香港一带的客方言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其方言面貌也十分接近。深圳粤、客两种方言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深入接触，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呈现不少语言接触的特点，同时还受到广州话、香港话等地区权威方言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所以这里也是研究方言接触的极好窗口。
我们把视野聚焦于龙华区西部的大浪，来深度了解一下滨海客家方言的特点。大浪街道面积37.84平方千米，户籍人口5万人，下辖新石、大浪、浪口、横朗、同胜、陶元、高峰、龙胜、龙平9个社区。1643年，彭姓客家人自广东丰顺迁入龙胜堂居住，后发起建立龙华墟。其他各姓主要是清代陆续迁来。原住民大部分为客家人，以客家话为主。
大浪整体呈现“粤客并存，客多粤少”的方言面貌，客家方言比粤方言在使用范围和人口上有显著优势。客家话分布范围广，与周边石岩、观澜、龙华、民治等街道，以及东莞南部的樟木头、塘厦、清溪、凤岗的客家方言连成一片。学者庄初升以调类的分化为条件，将广东省境内客家方言分为海陆型、韶五型、饶丰型和兴梅型四种类型。大浪客家话有兴梅型和韶五型两种口音。而当地人对不同的口音则用“硬声”“软声”加以区分，南部的龙胜社区和高峰社区口音属于“硬声”，北部的大浪社区口音属于“软声”，中部的过渡区域如浪口社区则是“软硬兼有”。
两种口音的区别在于：“硬声”表现为中古浊声母去声字（包括中古全浊声母上声字的文读层）归去声，读高降调；“软声”表现为中古浊声母去声字（包括中古全浊声母上声字的文读层）归上声，读低降调。如“步”“铺～面”同音的，则属于“硬声”；“地”“体”同音的，则属于“软声”。对于“硬声”“软声”背后到底反映的是浊去调调型（或者听感）的差异，还是当地客家人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对不同地区的划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了在声调归并上存在明显差异外，大浪客家话在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不尽相同：一是鼻音声母是否发生塞化及塞化的程度；二是是否有z声母；三是中古侯韵和尤韵今读是否有别。若有别，则“狗”和“九”不同音，“走”和“酒”不同音；若无别，则“狗”读同“九”，“走”读同“酒”。围绕这三点，不同社区客家方言各有异同。
大浪的“本地话”当地人叫“蛇话”，属粤方言。其分布范围较小，主要集中于鹤山、谭罗两个居委会。陶元社区元芬居委会的郑姓居民多讲“本地话”。在大浪街道，由于客家话使用人口占绝大多数，在其强势包围之下，讲“本地话”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伴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语言使用情况发生了巨变，普通话逐渐成为最通用的交际语言。普通话和全国各地方言一起，汇成了深圳这座城市的语言洪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大浪街道党工委坚持将守护文化遗产、弘扬本土优秀文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除了收集整理客家山歌、兴建麒麟博物馆之外，还着重抓好对大浪客家方言的抢救性整理。据大浪街道办党群中心主任杨桂瑶介绍，该街道文化部门秉承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精神，邀约语言专家深入挖掘整理本地方言，拿出较有分量的文化专著《深圳大浪客家方言志》，让客家话仍然坚守在本土居民的交际圈里，这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好事！
客家方言的研究，首推西方传教士。19世纪以来，“三巴会”（巴色会、巴陵会和巴冕会的合称）的传教士从香港跨过深圳河来到新安县，开始在布吉、沙头角、浪口、李朗、樟坑径等地宣传基督教。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传教士们先学会说当地的方言口语，然后着手编写《圣经》方言译本、方言字典、方言词典、方言启蒙课本和其他方言学著作，供当地教徒和其他传教士使用。这些文献利用西方语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采用罗马字标音，能很好地记录描写汉语方言，为汉语方言学乃至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语料。
传教士韩山明和黎力基为客家方言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韩山明在1854年离世前留下了180页的《客家方言字典》手稿。1860年，黎力基在柏林出版了德文版《客家俗话马太传福音书》，这是最早出版的一部罗马字本的客家方言《圣经》，也是最早出版的一部客家方言文献。1860年以后，巴色会的传教士在华人牧师和客家基督徒的协助下，陆续编写了一些客家方言图书资料，多收藏在瑞士巴塞尔的巴色会档案馆。2005年，曹茜蕾和柯理思将1909年巴色会出版的德文版《初学者简明德客词典》和《简明客家语法》翻译成英文，并加入了其他重要研究资料，汇集成《客家话的语法和词汇：瑞士巴色会馆所藏晚清文献》一书，在巴黎出版。
深圳是一个多方言共存区，在经济特区成立以前，深圳常住人口中主要通行粤方言（俗称“本地话”）和客家方言。粤方言主要分布在深圳西部珠江东缘沿江一带以及南部与香港新界交界处，客家方言则主要分布在深圳北部、中西部、东部大片地区。此外，还有大鹏话、疍家话、占米话等通行范围较小的土语。大鹏话通行于大鹏半岛，疍家话在沿河、沿海分布，占米话则分布在龙岗的坪山、坪地、坑梓的少数村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方言正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对方言进行记录、描写及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对深圳客家方言的主要研究有：
一是单点描写研究。詹伯慧、张日异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1987年）记录了盐田沙头角客家方言，《宝安县志》（1997年）介绍了龙岗、坪山客家方言的语音及词汇，邱菊霞于2007年对龙华观澜客家话的音系进行描写并与中古音和梅县话进行比较，朱炳玉在《深圳市志·社会风俗卷》（2014年）中调查了龙岗横岗客家话的概貌，温育霖于2015年对龙岗客家话语音、词汇进行了探讨。
二是多点比较及接触研究。2010年，刘镇发从语音和词汇两方面切入，将大鹏话与香港的围头话和客家话进行比较后认为，大鹏话是具有部分客家方言特征的一种莞宝片粤方言，其客家方言特征是表层和近代的发展。2014年，周佳凡对坪山占米话进行研究后提出，占米话是以粤方言为基础，同时接受了不少客家方言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方言土语。2019年，温育霖以龙岗区坪地街道的坪东蛇话为研究对象，将其界定为莞宝片下的客化粤语。
深圳、东莞、香港一带的客方言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其方言面貌也十分接近。深圳粤、客两种方言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深入接触，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呈现不少语言接触的特点，同时还受到广州话、香港话等地区权威方言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所以这里也是研究方言接触的极好窗口。
我们把视野聚焦于龙华区西部的大浪，来深度了解一下滨海客家方言的特点。大浪街道面积37.84平方千米，户籍人口5万人，下辖新石、大浪、浪口、横朗、同胜、陶元、高峰、龙胜、龙平9个社区。1643年，彭姓客家人自广东丰顺迁入龙胜堂居住，后发起建立龙华墟。其他各姓主要是清代陆续迁来。原住民大部分为客家人，以客家话为主。
大浪整体呈现“粤客并存，客多粤少”的方言面貌，客家方言比粤方言在使用范围和人口上有显著优势。客家话分布范围广，与周边石岩、观澜、龙华、民治等街道，以及东莞南部的樟木头、塘厦、清溪、凤岗的客家方言连成一片。学者庄初升以调类的分化为条件，将广东省境内客家方言分为海陆型、韶五型、饶丰型和兴梅型四种类型。大浪客家话有兴梅型和韶五型两种口音。而当地人对不同的口音则用“硬声”“软声”加以区分，南部的龙胜社区和高峰社区口音属于“硬声”，北部的大浪社区口音属于“软声”，中部的过渡区域如浪口社区则是“软硬兼有”。
两种口音的区别在于：“硬声”表现为中古浊声母去声字（包括中古全浊声母上声字的文读层）归去声，读高降调；“软声”表现为中古浊声母去声字（包括中古全浊声母上声字的文读层）归上声，读低降调。如“步”“铺～面”同音的，则属于“硬声”；“地”“体”同音的，则属于“软声”。对于“硬声”“软声”背后到底反映的是浊去调调型（或者听感）的差异，还是当地客家人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对不同地区的划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了在声调归并上存在明显差异外，大浪客家话在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不尽相同：一是鼻音声母是否发生塞化及塞化的程度；二是是否有z声母；三是中古侯韵和尤韵今读是否有别。若有别，则“狗”和“九”不同音，“走”和“酒”不同音；若无别，则“狗”读同“九”，“走”读同“酒”。围绕这三点，不同社区客家方言各有异同。
大浪的“本地话”当地人叫“蛇话”，属粤方言。其分布范围较小，主要集中于鹤山、谭罗两个居委会。陶元社区元芬居委会的郑姓居民多讲“本地话”。在大浪街道，由于客家话使用人口占绝大多数，在其强势包围之下，讲“本地话”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伴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语言使用情况发生了巨变，普通话逐渐成为最通用的交际语言。普通话和全国各地方言一起，汇成了深圳这座城市的语言洪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大浪街道党工委坚持将守护文化遗产、弘扬本土优秀文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除了收集整理客家山歌、兴建麒麟博物馆之外，还着重抓好对大浪客家方言的抢救性整理。据大浪街道办党群中心主任杨桂瑶介绍，该街道文化部门秉承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精神，邀约语言专家深入挖掘整理本地方言，拿出较有分量的文化专著《深圳大浪客家方言志》，让客家话仍然坚守在本土居民的交际圈里，这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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