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深圳发展建设

丢了拍死的蚊子，梁湘又开始投入工作。百业待兴，他一天得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或在铁皮房里主持常委会会议，或边吃饭边听汇报。夜色降临，蚊虫更多，他只好坐入蚊帐里，一边听着嗡嗡的“轰炸”声，一边批各种文件。

蚊虫叮咬还是小事，如何办好深圳特区，完成上级使命才是大事。深圳从宝安更名升格而来已有两年，特区设立也有一年，但一切还是草创，变化不是很大。摆在梁湘面前的问题是：要建一个什么样的特区？这一点，中央没有明确，只得摸着石头过河，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但有一个想法梁湘很确定，那就是，要办就办一个像样的大特区，可以做示范，能在国内推广。若光搞一些原料加工或“三来一补”，他没放在眼里。

一个在广州从事了 30多年城市建设的新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到来，一时间凝聚了众多热切的目光。他们在等待梁湘发声，深圳要向何处发展。有人开始等不及，热心地建议说，不如照搬香港的发展模式；也有人建议，说深圳可以作为原材料加工地。梁湘淡然一笑，都否决了，这两个方案最缺的就是深圳自己的特色。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深圳的建设，要尽量避免出现香港的石屎森林（混凝土被称为“石屎”，混凝土建成的高楼大厦即石屎森林）；花园城市要各有特色，如果都刷成一个颜色，小孩连进门都找不到自家的门，怎么行啊？
在蚊虫的轰鸣声中，梁湘悄然开始了城市规划先行：组织了一个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工作班子，实地考察深圳的各个角落；派人到香港和国外去学习，获取可取的经验；邀请了内地和香港顶尖的经济学家、城建专家、教授和学者来深圳，初拟深圳发展建设规划大纲。

规划大纲正式出来前，梁湘不动声色地用行动回答特区发展的方向问题，在深圳逐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他提出深圳发展要以“三个为主”，即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

梁湘在干部大会上情绪激昂地说，给第一只蚂蚁尝到甜头，就会引来无数的蚂蚁；如果第一只蚂蚁吃了苦头，其他蚂蚁就会对特区望而却步……他的“蚂蚁论”，说的是如何引进外资，是发展市场经济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重大突破。

深圳一系列前所未有甚至闻所未闻的变革，引来了各种惊诧的眼神，梁湘也倏忽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有人说，“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资本主义了”；有人痛心疾首，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前辈从未到过深圳，听说那里“变天”，伤心得涕泗横流，扼腕说“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1981年夏天，著名画家刘海粟顶着炎炎烈日来到了深圳，梁湘热情地接待了他。刘海粟年事已高，饱经风雨，悄声告诫梁湘说：“你梁湘在深圳特区率先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搞好了也会有人说你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假如你把深圳搞糟了，更会有人说你复辟资本主义！反正一顶大帽子正等着你去戴哩！”说着，他摇了摇头，长长叹了口气。

梁湘知道刘海粟的好意，但既然接了这副重担，绝不可半途而废。他脸色沉静，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为党立功问心无愧，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

冷风冷雨接踵而来。几个月后，中纪委派来了一脸肃然的调查组。不久，上海《文汇报》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紧接着又刊出了《痛哉！〈租地章程〉》。两篇文章表面谈旧中国租界的形成，实则借古讽今，影射深圳的改革和开放。

梁湘浏览了一下秘书找来的报纸，冷峻地弃之一旁，仍然和专家们评议《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初稿。1982年 11月，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讨论，八易其稿，一份翔实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终于出来了。

它几乎就是梁湘理想中的深圳：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业、农牧、旅游、住宅、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这一大纲大大超过了以前拟定的规模，原来是“开发一个面积为 50平方千米，人口50万的中型城市”，而梁湘的规划则扩大为“面积达 118.6平方千米，人口 1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

有了规划中的蓝图，剩下的便是建设，将图纸上的东西化为眼前可触可感的现实，但梁湘手中缺得更多的是开发经费。中央早就叮嘱说，“只给政策不给钱”。任仲夷也告诉他，特区要靠对外伸手对内手拉手，靠地皮、嘴皮和互不扯皮。

此前，梁湘实际上已在“破釜沉舟”。1981年，深圳同时动工修建罗湖区 12条道路，中央不给钱，外资也不愿意投资城市基建，引不过来。梁湘和“管钱”的副市长周鼎商量后，决定从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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