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深圳发展建设

从银行贷款也不容易。周鼎把国内各大银行行长请到深圳做客，商议贷出钱来。行长们知道深圳还是一穷二白，问道：“贷款用什么方法还？”

周鼎拍着胸脯说：“愿意长期贷款的，我就长期偿还；愿意短期贷款的，我短期内就偿还。”行长们瞅着周鼎真诚的脸，心里有了底，笑着答应了。其实，周鼎和梁湘早就有了应对之策：以半年期为例，上半年向浙江贷款，快到期了，便向江苏贷款还浙江的；等江苏的贷款快到期了，便再向上海贷款还江苏的……内地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国家规定“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

梁湘另辟蹊径，自己担保，向银行贷款，把只能用来办工业的贷款搞了基建，虽然把“死钱用活”了，但此举当时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很快被人揭发。一纸公文传来，梁湘受到了内部通报批评。

挨了批的梁湘不以为意，对相关人员说：“你们大胆办下去，如果错了，要追究责任，由我来负责！”

那天，梁湘到香港考察，发现香港的房地产商获取经费的方法是预售住宅楼宇，将预售得来的资金又投进新开发的建设项目里，如此循环往复，建设资金便解决了。梁湘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好！他想到了深圳解决建设经费的又一个办法了。他笑着说：不要像地主老财那样，把钱深藏于地下，要把死钱变成活钱。

规划大纲出来后，梁湘决意继续按照“死钱用活”的方式，首先将深圳建成一个环境一流的大城市，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前来。

他说，外商来深圳投资，看中的绝不只是便宜的劳动力，更看中投资环境，而深圳背后，对接着中国巨大的市场。因而，深圳必须建成一个大城市，且是世界一流的大城市。它近处的参照物是香港，远处的标杆是新加坡，更远的目标是美国的洛杉矶。

这个楼宇如林、四面通达的新深圳的到来不能太久，因而建设过程不能太慢。

梁湘总放心不下那些在建的工地。不管多忙，他每晚都要去看看，夜里十点多才一脸倦容回来。他和秘书邹旭东都没带家属来深圳，两人便常住在一栋铁皮屋里。看完工地，一身臭汗回来，梁湘去冲凉，秘书负责煮夜宵。清汤下面，最多加一个鸡蛋，肚子实在太饿，才加两个。吃完夜宵，秘书去冲凉，梁湘便又开始批阅文件。

但很多时候，梁湘没有心思批阅文件了，去工地后残留的怒气还未完全消去。他在为基建的施工进度缓慢恼火，施工企业都是干多干少旱涝保收的国营单位，根本没把工期当回事儿。

这样的事一直都有。上一年夏天，梁湘就为深圳第一座高层建筑“国际商业大厦”的建设发过脾气。省建工部门让一家建筑公司来负责这幢楼的施工，这家公司却坐地起价，不到一周便连涨三次。此外，这家公司还按计划经济的老办法，要求深圳提供基建材料的供应指标。双方左谈右谈谈不拢，一拖就是两个月，打好桩的工地上长满了葳蕤的青草，施工日子遥遥无期。建筑公司优哉游哉，一点也不急，着急的是深圳。

梁湘闻报，对白白耽误的时间心疼不已，发脾气说：“我就不信没有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不成！”他与部下商量后，决定放弃这家公司，借鉴香港经验，重新面向市场公开招标。这是破天荒的又一创举，但也把省里上级部门手中的权给弄没了。

有人担心上级部门会找麻烦。梁湘坚定地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

果然，省基建部门负责人陪同国家建委一位副主任很快到深圳来了，梁湘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们。这位负责人板着脸，说不准对港澳公司招投标，这是“主权问题”。

梁湘霍地站了起来，说：“竞争促改革，竞争促进步，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该谁来干。特区要率先改革，就得让省外的基建队来参与投标，请港澳的建筑公司进入特区投标。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

这位负责人气得脸色铁青，愤愤然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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