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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旺全：土生土长，全程见证深圳卫健事业的飞跃发展
作者：戴北方、林洁、王璞 来源：《深圳口述史 2002—2012》 责任编辑：Gangan 2022-12-08 人已围观
▲ 口述者：洪旺全
口述时间：2019 年 6 月 6 日上午
口述地点：深圳市人口基金会
口述时间：2019 年 6 月 6 日上午
口述地点：深圳市人口基金会
洪旺全
1948 年 7 月出生于广东宝安。现任深圳市人口基金会会长、理事长，曾任原宝安县卫生局副局长、局长，原深圳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原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深圳市政协第三届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作为土生土长的宝安人，我有幸全程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从曾经宝安县卫生局的一名普通办事员，到 20 世纪 90 年代深圳市卫生局领导岗位，再到退休后担任市人口基金会会长一职，在卫生系统工作的 40 余年里，“责任”始终是我不竭的动力，“以人为本”是我一直坚守的理念。
深圳卫生事业如今能发展得这么好，这其中离不开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我相信有 40 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积累，未来深圳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洪旺全：土生土长，全程见证深圳卫健事业的飞跃发展
壹
在严控重治传染病的同时，深圳突破传统的尝试，不断拓宽办医渠道，除了依靠政府办医，还引进外地医疗资源落户深圳，逐渐走出了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
我是土生土长的宝安人
我是土生土长的宝安人。在我小的时候，深圳还是一个名为宝安县的小城镇。从我有记忆开始，宝安县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两点：穷和病。
那时候县里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差，结核病、寄生虫病、疟疾是当时常见的几种农村病，许多村民不堪疾病所扰，很多家庭也因此分崩离析。当时宝安县做了一个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仅血吸虫一项，县里的患病率就高达约 10%。20 世纪 60 年代，我作为县里卫生宣传队的一员，参与了全县的普查普治和群防群治工作。
在工作中，县里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父老乡亲的生病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个村民肚子非常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得了阑尾炎，但当时基层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不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更没法缓解病人的痛苦，等病人连夜赶了 50多公里土路，被送到宝安县县城医院时，已经阑尾穿孔了。
所以，我当时的希望就是等自己有能力了，能够在防治疾病方面做些事，帮助大家摆脱病痛。1972 年，我进入惠阳卫生学校读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又留校工作了几年，直到 1978 年。
在防疫工作中筑起防疫系统
1978 年 12 月底，我从惠阳卫生学校被调到了当时的宝安县卫生局（深圳建市后改为深圳市卫生局），回到了阔别近 7 年的家乡。1979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建市之初的深圳，卫生条件较之从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1981 年，恢复宝安县建制（辖深圳经济特区以外的原宝安县区域），我从市卫生局调往宝安县卫生局工作。当时，我到各公社卫生院调研，发现大多数基层医院的医疗设备只有三样：血压计、简易显微镜和东方红 X 光机。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医疗设备都奇缺。
卫生条件差，各种疾病就有了抬头的征兆。1983 年，疟疾在深圳爆发。
1984 年 7 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关于进一步加强疟疾防治的工作会议，提出“要特区，不要疫区”的口号，每年拨出 30万元作为专项灭疟经费，要求“一年控制，三年基本消灭疟疾流行”。市卫生局组织防疫队伍，协助基层卫生院深入农村开展防疫行动，积极控制疟疾流行，经历了整整 4 个年头，肆虐深圳的疟疾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一张庞大的防疫网在全市逐渐铺开，经过不断完善，形成了市、区、街道的防疫系统。
在严控重治传染病的同时，深圳突破传统的尝试，不断拓宽办医渠道，除了依靠政府办医，还引进外地医疗资源落户深圳，逐渐走出了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
1948 年 7 月出生于广东宝安。现任深圳市人口基金会会长、理事长，曾任原宝安县卫生局副局长、局长，原深圳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原深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深圳市政协第三届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作为土生土长的宝安人，我有幸全程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从曾经宝安县卫生局的一名普通办事员，到 20 世纪 90 年代深圳市卫生局领导岗位，再到退休后担任市人口基金会会长一职，在卫生系统工作的 40 余年里，“责任”始终是我不竭的动力，“以人为本”是我一直坚守的理念。
深圳卫生事业如今能发展得这么好，这其中离不开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我相信有 40 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与积累，未来深圳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洪旺全：土生土长，全程见证深圳卫健事业的飞跃发展
壹
在严控重治传染病的同时，深圳突破传统的尝试，不断拓宽办医渠道，除了依靠政府办医，还引进外地医疗资源落户深圳，逐渐走出了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
我是土生土长的宝安人
我是土生土长的宝安人。在我小的时候，深圳还是一个名为宝安县的小城镇。从我有记忆开始，宝安县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两点：穷和病。
那时候县里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差，结核病、寄生虫病、疟疾是当时常见的几种农村病，许多村民不堪疾病所扰，很多家庭也因此分崩离析。当时宝安县做了一个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仅血吸虫一项，县里的患病率就高达约 10%。20 世纪 60 年代，我作为县里卫生宣传队的一员，参与了全县的普查普治和群防群治工作。
在工作中，县里恶劣的卫生状况和父老乡亲的生病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个村民肚子非常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得了阑尾炎，但当时基层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不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更没法缓解病人的痛苦，等病人连夜赶了 50多公里土路，被送到宝安县县城医院时，已经阑尾穿孔了。
所以，我当时的希望就是等自己有能力了，能够在防治疾病方面做些事，帮助大家摆脱病痛。1972 年，我进入惠阳卫生学校读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又留校工作了几年，直到 1978 年。
在防疫工作中筑起防疫系统
1978 年 12 月底，我从惠阳卫生学校被调到了当时的宝安县卫生局（深圳建市后改为深圳市卫生局），回到了阔别近 7 年的家乡。1979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建市之初的深圳，卫生条件较之从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1981 年，恢复宝安县建制（辖深圳经济特区以外的原宝安县区域），我从市卫生局调往宝安县卫生局工作。当时，我到各公社卫生院调研，发现大多数基层医院的医疗设备只有三样：血压计、简易显微镜和东方红 X 光机。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医疗设备都奇缺。
卫生条件差，各种疾病就有了抬头的征兆。1983 年，疟疾在深圳爆发。
1984 年 7 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关于进一步加强疟疾防治的工作会议，提出“要特区，不要疫区”的口号，每年拨出 30万元作为专项灭疟经费，要求“一年控制，三年基本消灭疟疾流行”。市卫生局组织防疫队伍，协助基层卫生院深入农村开展防疫行动，积极控制疟疾流行，经历了整整 4 个年头，肆虐深圳的疟疾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一张庞大的防疫网在全市逐渐铺开，经过不断完善，形成了市、区、街道的防疫系统。
在严控重治传染病的同时，深圳突破传统的尝试，不断拓宽办医渠道，除了依靠政府办医，还引进外地医疗资源落户深圳，逐渐走出了医疗资源匮乏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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