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一个月的奖金比社长还高——记一次影响深远的考核分配制度改革

近日，偶然翻阅《〈深圳特区报〉大事记》看到：5月1日，本报开始试行新的考核奖励制度，并首次采用评“星稿”办法来调动编辑、记者编好稿、写好稿的积极性。
 
5、6、7三个月是新的考核方案试行的三个月，也是我经受考验和颇为“纠结”的三个月。
 
“老总，我们部可是专司宣传马列主义的，把我们的奖金搞得这么低，你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恐怕要端正端正。”一个部的主要负责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半是玩笑半是责怪地说。“这个月就这样吧，因为你们版面少，工作量上不去，奖金自然就低，下个月再想办法给你们调整调整。”我耐心给他解释。他刚一走，一个美术编辑又气呼呼进来责问：“我的奖金为何这么低？”
 
…………
 
当然，如本文开篇提到的，像欧阳佳那样为腰包开始鼓起来而由衷高兴的仍是绝大多数。根据我当时的记录：5月份B系列共有151人参加考核，人均945.08元，比原来设计的人均400元高出一倍多。其中，记者部人均1545.15元，主任欧阳佳2645.10元；摄影部人均1562.50元，主任江式高2187.50元，这两个部是最高的。比较低的有理论、世界经济、港澳台3个部，人均800元左右。经济部记者刘澍泉奖金达2897元，是当月记者最高的。6、7两个月又相继做了微调，3个人均低的部门都上去了，整个B系列奖金人均达到1800元左右。
 
这么高的收入令全国新闻同行羡慕不已。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加令他们震撼——
 
1993年6月，首届东亚运动会在上海举行，本报派出体育记者陈强去采访，近半个月时间，他每天一个人写两个版的稿件，且几乎天天有星稿，有时还不止一篇。因为精彩的赛事报道，本报一时“洛阳纸贵”。陈强当月应得奖金6000多元，这个数额在当时还是一个“天文数字”，比部门主任高，比社长都高。发还是不发？一时间在全报社议论四起。
 
当时，深圳的兄弟报社派出两名记者前往报道，差旅费比我们高出一倍，但稿件质量却不如我们；更为重要的是《方案》明确写着奖金“上不封顶”，白纸黑字，墨迹未干。如果不兑现，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员工还会相信编委会吗？“6000元奖金应当照发。”我把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向社长、总编说了，得到他们的坚决支持。
 
奖金发放和考核方案的实行，使报社气象为之一新。采编部门尤为明显，过去一些人上班时间炒股票、搞“第二职业”的行为颇有市场，而现在多写稿、写好稿，你追我赶也收入不菲。
 
根据《深圳特区报》1993年7月份工资（实际是6月的奖金）表显示，全社“工资”总额达441276.91元，比5月份翻了一番。可见员工收入增长之快。每天上午9点左右，阅报栏前就人头涌动，争看自己是否“上星”，敬业爱岗风气大大提升。
 
对考核方案最欢迎的，要数年轻的采编人员，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名利双收”，报社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当然新的考核办法并非对所有人都是福音，曾经有4位借聘来并具有高级职称的采编人员，按文件规定每月要有4篇“星稿”任务，因为压力太大，主动辞职返回原单位。
 
经过5、6、7三个月试运行，发现问题及时修改和调整，绝大多数员工都已逐步适应并比较满意，整个报社的考核分配大踏步迈上正轨，为报社下一步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深圳特区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全国同行中颇受瞩目，引来大批取经者。
 
1993年8月，吴松营同志调入报社任社长兼任总编辑，他对这套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评价说：我们这个方案的知识产权起码值20万元。同时他对分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也极为重视。
 
为了适应报业发展的需要，《深圳特区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之后又多次进行修改，因此，又有了不同年代的版本。
 
“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用一位伟人的这句名言来形容《深圳特区报》首次分配制度改革的意义，我看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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