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守旭：半世燕园情

人物简介：
史守旭，女，汉族，1945 年生，山东烟台人。1964 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师、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处长、北京大学秘书长、北京大学校长助理。2000 年史守旭南下深圳，任深港产学研基地主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协调北京大学在深办学发展事宜。
 
见到史守旭老师，是一个 6 月的上午。南燕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草木与天空。在曾经工作了 13 年的办公室里，史守旭回顾起与燕园的故事，不禁感慨：“这是我在北大的第 53 年了。我从 1964 年进入北大就再没离开过。半个多世纪就这么过去了，有时候想想也觉得挺吓人的，半个世纪我都干什么了？”
 
求学燕园：“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回首当年，北大并不是史守旭的首选。出生成长于山东烟台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早逝，母亲一人拉扯他们兄妹四人长大。史守旭深知母亲的不易，不愿再给家里增加负担。师范类学校有奖学金，几乎不需要什么太多费用，加之自己从小就喜欢当老师，史守旭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其他几个也都是师范类学校。报名表交到学校后被史守旭的物理老师看到了，他很了解史守旭的学习能力，就极力劝说她报考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物理系，这样在老师的“胁迫”下史守旭才改报了同样可以申请“助学金”的北京大学。那时年轻的她还不知道，志愿书上的轻轻一笔，为她和这所学校，结下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缘分。
 
1964 年 8 月，史守旭一个人乘坐火车前往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火车上，人家问我去北京干什么，我说上学，人家问我考上了北京哪个学校，我说北京大学，对方又问是北京哪个大学。”可见那时的北京大学还不像现在这样如雷贯耳。
 
说起之前对于北大的想象，史守旭说，自己那时对北大没什么了解，只知道北京是很大的城市。“那时候只在电影里看过北京，从北京站出来到北大途中，路过天安门一看，发现和电影里一模一样。”史守旭说，自己也不知道大学应该长成啥样，“反正有宿舍、有教室，就挺好的。”
 
那一年，江淮流域发洪水，京沪线全部停车，北大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公告，将开学时间延期至 9 月 13 号。“录取通知上说的是 9 月 1号开学。我们那个小地方，很闭塞，看不到《人民日报》。幸好北大知道可能有人看不到报纸通知，还是在火车站接站，把学生接到学校住了下来。所以稀里糊涂提前了十几天。”
 
史守旭所在的物理系班上，有八个女生，被安排在了 35 楼的一个宿舍。“我们班有五个北京的女生，只有三个外地的。”学校规定是周日晚必须到校，史守旭回忆说：“她们想着我们在北京没有家，每次从家回来，又总会带一点好吃的给我们仨。”时至今日，八个女同学的关系依然十分亲密，史守旭笑着说“直到现在班上的同学们还叫我们八朵金花”。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后的艰苦岁月。史守旭进入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理想。为保证学生们的营养，学校规定每人每月有十五块五的饭票，不退不补。在那样的时代里，同学们普遍觉得自己吃得太好了，便主动向学校申请要求降低伙食标准，伙食费就从原本的十五块五降到了后来的十二块五。这样一种朴素的情怀，让史守旭记忆犹新。
 
开学后史守旭担任了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第一年寒假将至，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家半年，史守旭早早就订好了火车票，盼着回家。谁料系里突然通知，班干部寒假要培训不能回家。“我一屁股坐到床上就开始哭起来。别的同学告诉班主任说，史守旭听说不能回家在那哭呢。班主任来了解了情况之后，说帮忙和系里反映一下。最后改成了提前两天返校培训。我马上就破涕为笑了。”说起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史守旭非常感恩：“我们的班主任对我们非常关心，经常到我们宿舍嘘寒问暖，尤其是对我们几个外地的学生，真像我们的知心姐姐。”
 
回顾起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史守旭说自己对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感受尤为深刻。“教我们高等数学的老师，生了小孩因无人照顾就弄个背包把孩子背在背上，骑着自行车来上班。老师是一个上海人，非常朴实，讲课非常认真。至今我们同学聚会还会经常谈到她，这种言传身教，让我觉得我们做人就得这么做。”
   
从 1964 年 9 月入学到 1970 年 3 月毕业，史守旭在燕园的时间比原定的六年少了半年。来自小山村的她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像熬过了寒冬的枝丫，奋力萌发。可惜，历史的钟摆只平静地运行了两年，北大就失去了原有的静谧祥和。即便如此，燕园的每一个草长莺飞、大雁南归都镌刻在了她的心里，一起刻下的还有北大人朴素而真挚的信念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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