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三岔河口

隋朝享国38年，旋即被大唐接手，中华文明青云直上。“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大唐胸襟万丈，是向外的舒展，有“万国来朝”，有海陆兼备的“丝绸之路”。杜甫《忆昔二首》道尽海纳百川的盛唐繁华：“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赵宋之世的政治文化属性则更多地体现为向内的放松，是皇权的主动内收，是对文人士大夫的谦和礼遇，是对士民的体恤宽仁。宋太祖赵匡胤谨守“刑不上大夫”的古制，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国策。终宋一代，知识阶层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社会创新主体的活跃，推动宋朝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水涨船高。
 
有宋一代，中华文明灿若星河。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总结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即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除造纸术是东汉蔡伦改进之外，其他三项伟大的发明在宋代都有重大突破。恩格斯说：“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陈寅恪定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但历史长流即将进入14世纪的三岔河口时，中西文明的升降机却突然来了一个超级大反转：来自北方的铁蹄结束了宋朝的统治。
 
于悠久的中华文明史而言，入主中原的元朝只有短短的98年，但其专制统治对接下来的明代持续产生着影响。
 
以廷杖为例。廷杖，东汉汉明帝时已见记载。明朝沿袭了元朝的廷杖之刑，并使之扩大化、制度化。
 
《明史·刑法志》记载：“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明代一共277年，这种针对当朝高级官员的法外之刑，居然执行了500多次，死伤惊人。
 
朱元璋坐上龙椅后，担心“北虏”卷土重来，忧惧日本“倭人”和避居海上的昔日竞争对手张士诚旧部越海来犯，还害怕“愚民”与“外番”打交道开启民智，冲击小国寡民的经济基础。
 
洪武四年（1371年）起，朱元璋颁布一系列诏令厉行海禁，“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民入海捕鱼”“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等等。禁令一道比一道严厉，意欲彻底断绝民间海上生产和海外贸易。发展到后来，海禁由禁令变成了法律。《大明律》有载，“……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朱元璋那些谨守“祖训”的子孙们变本加厉。永乐皇帝诏令将所有民间海船改装成平头船。嘉靖皇帝统治时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这些措施严重限制了民间出洋航行，也让中国失去了抓住“大航海时代”的机会。
 
有明一代甚至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一方面海禁森严，一方面倭寇、海盗却层出不穷。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崛起了以汪直、徐海、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等为首的一批大型海盗、走私集团。本是内陆安徽人的汪直更是“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众数十万，称靖海王”。其实，数十万啸聚海上的海盗、走私成员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倭人”，绝大部分是生计无着、无奈“从匪”的东南沿海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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