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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患与抗倭

作者:周保民 来源:《千年古郡:南头古城》 责任编辑:Kysia 2022-12-21 人已围观

明朝创立伊始,朝廷照例派遣使臣前往周边诸国宣告新朝建立,文告天下。同时,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把周边诸国分为征与不征两类,区别对待。他在《皇明祖训・箴戒章》中对于征与不征的界定给出了一个理由: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
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
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这个表面看上去霸气十足、唯我独尊的《箴戒章》,其中心归纳起来一共也就两点:其一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其二是在防范外域入侵的方略上,重北方陆地而轻南方海疆。这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基本的对外政策。

在被列为不征的15 个国家中,包括了岛国日本。有意思的是,朱元璋在“日本”下面狠狠地抹了一道杠子,用御笔批道:“虽朝实诈!”

偏在一隅、与明朝阻山隔海的岛国日本,并未因被洪武皇帝列入“不征之国”而平静,而是不断生出事端来。根据史料记载,明初时,倭寇乘中国战乱未定,多次侵扰沿海州县,仅洪武二年(1369)就分别侵犯了山东与淮安。

由此可见,洪武初年倭寇已开始骚扰我山东海疆,并慢慢向南波及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原本就不待见日本的朱元璋,对此有些按捺不住,于洪武二年(1369)二月,派遣使者杨载携诏谕前往日本,就入犯我境对其进行了严厉谴责。

诏书首先说明自己为何不远征日本,进而义正词严地责备倭王“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最后表明态度:“诏兵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廷;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诏书送出却如石沉大海,岛国日本没有丝毫反应。有些失去耐心的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三月再次下诏遣莱州府同知送给了日本国国王第二份诏书,这一次的诏文就没有上次的客气,选录于下:
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至罚于尔邦!

这一次,多少总算产生了一些作用,日本开始入贡,朱元璋“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但倭寇却并没有停止对我海疆的侵扰,仅洪武七年(1374)五、六、八三个月,倭寇就先后在胶州、海盐、宁德、温州等处杀掠人民,焚烧民舍,劫掠官府粮仓。

也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尽管将日本列入“不征之国”,却对岛国日本恨得咬牙。在朱元璋的书房正中挂着一把日本扇子,这是明军在一次剿灭倭寇战斗中所获的战利品。他以此为题,在扇子上写了一首《倭扇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干天宪。”

诗中不仅大骂日本国王无道,民众都是盗倭,还鄙夷日本君臣平时光脚,说话就像青蛙叫一样。

行文至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倭寇”一词的含义。首先,我们从字面加以解释:“倭”,从人从委,“委”意为“身材软缩”,“人”与“委”相合为“倭”,意即“身材矮小的人”。古时中国称日本为“倭国”。“寇”,郑玄注:“寇,劫取也。”倭寇,即日本强盗。

“倭寇”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最初是指自12 世纪至16 世纪,以日本人为主,且活跃于中国大陆沿海以及朝鲜半岛的海上入侵者。最早的“倭寇”并不是指靠海为生的日本渔民,而是“浪人”。所谓“浪人”是指那些因战败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日本武士。

在日本战国时期,最高统治者名义上是天皇,实际控制者是各大诸侯,又称为大名,而武士是大名的属下。作为武士,他们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武术和体能训练,大多数人都练习剑道,练就了一身砍人的技术,他们“勇而戆,不甚别生死,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嘉靖三十四年(1555),就有这样的40 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向杭州进逼,抢掠杭州之后逃向淳安。这本来只是一起抢掠事件,不想这帮倭寇转悠了半个多月,居然转到了南直隶(今江苏一带),在常州、苏州附近抢了一把,最后竟跑到南京城下! 40 余人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想抢就抢,十几万驻军对他们束手无策,真是讽刺。

故事的结尾当然是这群倭寇被灭,但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和士兵已有3000 余人。

到了明朝中后期,倭寇中也不仅仅只是日本人,其中也有中国沿海的渔民和海盗,后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也加入了此行列。在倭寇最为猖狂的明嘉靖时期,两个中国人控制着“倭寇集团”,一个叫汪直(《明史》称之为汪直,其他史书大都称之为王直—笔者注),另一个叫徐海。这两个人不仅在中国东南沿海烧杀掠抢,在日本民风最为彪悍、诸侯十分好战的九州地区,他们也经常派几千人扛枪拿刀,招摇过市。而这帮好战的日本诸侯别说武力对抗,甚至连吱声都不敢,逢年过节还要给他们送礼上供。后来这两个人被胡宗宪设计给灭了。

关于倭寇侵入深港地区的史实,最早见诸《太祖实录》:“洪武十三年(1380)七月壬寅,倭夷寇劫广州府东莞等县。”

面对倭寇毫无休止、愈演愈烈的侵扰,朱元璋终于愤怒了,于当年年底又给日本国王发了诏谕:……蠢尔东夷,君臣非道,四扰邻邦。前年浮辞生衅,今年人来匪诚;问其所以,果然欲较胜负。于戏!渺居中沧溟,罔知帝赐,傲慢不恭,纵民为非,将必自殃乎?!

至此,朱元璋对日本已彻底失望,他必须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来反击倭寇的侵扰。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唯一一位陪伴他走完一生的战友,此人名字叫汤和。

如何有效地防范倭寇的侵扰?朱元璋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汤和,而汤和则是对朱元璋的人生转折起着决定意义的人物。故事要从朱元璋抗元之初说起。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在千千万万个受灾家庭中,朱元璋家是其中一个。这年四月初六,父亲饿死;初九,大哥饿死;十二日,大哥长子饿死;二十二日,母亲饿死。但这些也只是在朱元璋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而真正让他投奔起义军的直接原因就是汤和的一封信。

汤和是朱元璋幼时的小伙伴,后参加起义军。信的内容是自己做了起义军的千户,希望朱元璋也来参加,共图富贵。朱元璋看完后不动声色,将信烧掉。然而到了晚上,寺庙里的一位师兄告诉他,有人知道了他接到起义军信件的事,并准备去告发。终于,朱元璋被逼上了“绝路”。

汤和算得上是个神奇的人,刚参加起义军的朱元璋不过是个兵士,而身为千户的他和朱元璋在一起走路时总会让他半步,这也正是汤和能陪伴朱元璋走完人生历程的秘诀之一。

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杀了宋国公冯胜,当年的伙伴一个个都他被送走了,仅剩最后一人:汤和。对于后来事情的发展,《明史・列传第十四・汤和》有如下的叙述:

帝春秋浸高,天下无事,魏国、曹国皆前卒,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和以间从容言:“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赐钞治第中都,并为诸公、侯治第。

汤和要求告老还乡,朱元璋对他进行了封赏,但随后便提出令其处理倭患一事:
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

所谓“卫”“所”,是明王朝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吸取元朝军队失败的教训,总结军队建设和管理经验而创造的一种新的军队制度。其基本内容是:凡军事要地皆设卫、所,洪武七年(1374)第一次确定卫所的规模,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个“千户所”,后来又称作“守御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一般设兵1120 人。

洪武十四年(1381),汤和在沿海地区设立卫所59 座,其中即包含东莞、大鹏两个千户所,但当年并未真正筑城建治,也未设置兵员。此后,倭寇屡屡入侵广东海疆。洪武二十七年(1394),花茂再次上奏朝廷,要求设置东莞、大鹏两个千户所,隶属南海卫。朱元璋采纳了花茂的建议,下令立即开筑南粤沿海卫所,同时派遣安陆侯、永定侯巡视岭南沿海卫所,并训练官兵以御倭寇。派广州左卫千户崔皓在今深圳南头开筑东莞守御千户所,派广州左卫千户张斌到大鹏湾,开筑大鹏守御千户所。

关于这段历史,嘉庆本《新安县志》有如下记载:
邑城在城子岗, 即东莞守御所城也。明洪武二十七年,广州左卫千户崔皓开筑。周围连子城共五百七十八丈五尺,高二丈,面广一丈,址广二丈。门四,东曰“聚奎”,西曰“镇海”,南曰“宁南”,外曰“迎恩”,北曰“拱辰”……


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图

所城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城楼四座,敌楼四座,军警铺25 间,雉堞1200 个,水关二座,分东南角和西南角。同时,在所城的外围还修筑了六座墩台,分别为岗墩、赤湾墩、伏涌墩、嘴头墩、赤岗墩、鳌湾墩。每墩设“守旗军”五人,由东莞守御千户所分拨。墩台之制起源于汉代烽火台,明代改称墩台,又称烟墩,是在边防地区外围的制高点上派驻士兵,遇到重大敌情就夜晚烽火、白天放烟,以示警报,达到迅速传递敌情的目的。

东莞守御千户所,即今南头古城。筑城后,城内六纵一横的道路与自然地貌完美结合,辟有县前街、显宁街、永盈街(东莞守御千户所治即设于此街)、聚秀街、和阳街、迎恩街、五通街、寺前街、新街等九条街道,俗称“九街”。可惜的是,日占时期南头古城遭受严重破坏,大量历史建筑遭到破坏,现仅存信国公文氏祠、东莞会馆、报德祠、育婴堂、南城门、东城门(民国重建)以及部分北城墙。


南山烟墩

关于南头古城的历史意义及保护价值,在此引用一份全国政协的老提案,提案的时间是香港回归前夕的1997 年4 月,提案的牵头人是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古建筑泰斗、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罗哲文先生,其他提案人均为全国知名专家和学者。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提案第2234 号

案由:关于对深圳市新安县故城进行全面规划保护的建议案
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国家文物局、广东省政府分别研究办理
内容:新安故城俗称南头古城,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是历代管理深圳市、香港、九龙、澳门地区的县治所在地,这一地区自秦以来即为盐铁官的驻所。三国孙皓甘露元年(265)即在此筑城。东晋咸和六年(331)设东官郡和宝山县(应为“宝安县”—笔者注)。明、清两朝设新安县于此,现在的古城即是明、清时期留下的遗物,现已被列为深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安故城(南头古城)及其周围保存的文物、古建筑、遗址遗迹很多,计有南门、东门、铳台、县署、海防公署、文天祥祠、报德祠、关帝庙、凤冈书院、东莞会馆、育婴堂、演武厅、岭南重镇坊、汪刘二公祠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点等65 处之多。还保存了明、清传统民居80 余处。

明、清两代的南头古城,在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始终站在第一线。明正德十六年(1521),海道副使汪指挥我国军民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抗击西方殖民者的“屯门之战”的重大胜利。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林则徐部将赖恩爵在九龙打响了抗英鸦片战争的第一枪。1859 年,南头军民浴血奋战,把入侵之英军赶走。似此可歌可泣的反侵略事迹还有很多很多,南头在中国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近年来,随着香港回归日近,不断有港澳同胞前来南头古城寻根问旧,表现了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为了使人民永远不忘国耻,长记先烈英勇斗争的事迹,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特提出建议:将新安故城提高文物保护等级,进行全面规划保护。将现存的文物史迹、古建筑、故城街区、古民居等加以维修整理。把这一故城办成博物馆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希望国家、省、市、区政府部门将其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项目,在经费、物资技术力量等方面予以大力的支持。

据当时在南山区文管办工作的张亚东回忆,香港回归后,罗老还来过一次南头古城,但罗老从下车到上车,在古城转了半天,始终一句话未说。而据当时的南山区文体局局长熊敏学同志回忆,在罗哲文、史树青、吕济民赴深前,他曾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电话,电话的内容是要求三人回京时务必分乘不同班机,因为这三人是中国文物界的泰斗。

从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来看,南头古城在近代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保护南头古城绝不仅是我们这些基层的工作者共同的心声,同时还承载着我们这个国家老一辈德高望重的专家和学者深深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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