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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的建立
作者：林良展 来源：《深圳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走进课堂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Gangan 2023-03-28 人已围观
深圳地区地理位置显要，明代时珠江口西侧水浅不能通航，东侧挨近深圳一带是重要的深水航道，往来广州的船只“必须由大屿山，经南头，直入虎头门，以抵珠江。此南头所以为全广门户也”。本地“形胜之所系，内则巩省城之金汤，外则绝边倭之窥伺”。
深圳地区自从唐朝中期取消了县一级行政建制之后，在行政上就降为东莞县所属的乡级建制单位，社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另一方面，从唐朝到明初的历代政府又都把这里视为一个军事要冲、海防重地。唐朝在原司盐都尉垒及东官郡、宝安县旧址上建起了屯门军镇的衙署；宋朝又在屯门镇旧址上建起“屯门寨”；明初在“屯门寨”旧址上建东莞守御千户所，又在东面与惠州府接壤的大鹏半岛上设立大鹏守御千户所。千户所的存在使得农民被政府编入卫所之中，成为军籍，战时为兵，闲时屯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东莞守御千户所衙署所在地南头城本是人文荟萃之地，千年以前就以郡治、县治而成为一方都会，有相当的市民文化基础。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居民在遇到一些具体的生活上的难题时，能够提出一些意义较为深远的要求。南头城距东莞县城50多公里，大鹏守御千户所距东莞县城约100公里。居民交纳赋税、服劳役、打官司，都必须赶路去县城。南头到东莞县城之间的道路自唐中期裁撤宝安县后早已残破不堪，而大鹏到南头之间自古就没有贯通的陆路，只能在良好的天气条件下一段水路、一段陆路地变换，往来交通异常艰难。居民们为交通问题所困扰，本来就很艰苫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但是，对于明代深圳地区的居民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既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也不是陆路交通的不便，而是海盗侵扰问题。中国有数千公里海岸线，唐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所谓“海盗”，但其成员大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渔民、盐民、农民，出现的次数较少，参加人数较少，存在的时间也较短。进入明朝，“海盗”出现的频率、人数、时间都逐渐增加。明初就有所谓“岛夷之患”，成为沿海地区设立卫所的主要原因。这些“岛夷”除了在中国沿海岛屿上世代生存的渔民之外，还包括一部分倭人（即日本人，以抢劫为生的日本人又称“倭寇”）。明朝时期的深圳地区因此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海盗山贼作乱，外有倭寇以及西方殖民者的侵扰。这些问题在新安县建立前的80年间（1493~1573）尤为突出。弘治六年（1493年）深圳地区出现第一次西方殖民者侵扰，正德年间3次受到葡萄牙的侵略，嘉靖年间出现3次大规模的海盗山贼作乱，隆庆年间受到2次大规模的倭寇侵扰。
▲“南头古城”牌坊
一般来说，凡是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地区往往驻有重兵，而这些倭寇、番夷、海盗都以劫掠财富为目标，会尽量避免武力冲突，因此偏远地区往往受害最重。为此，深圳地区的居民早在正德年间就派出代表到省城请求恢复这里的县一级行政建制，但没有获准。
嘉靖四十年（1561年）和隆庆二年（1568年）东莞和南头发生饥荒，贫民为饥饿所迫，纷纷起来造反，抢夺粮食；经过以吴祚为首的士绅耐心劝导和献粮救灾，终未造成大乱。此后，乡绅和居民们要求在南头设立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隆庆六年（1572年），巡道刘稳在南头一带考察，召集吴祚等人谈话，吴祚等人借此机会讲述了之前因饥荒而发生的变乱，并向其陈述本地民众“请建县治，以图保障”的强烈愿望。刘稳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开始筹划。不久刘稳巡视海防后回府，路过南海县时，为此事专门拜访了辞官在家为母亲守孝的原左副都御史何维柏。出乎刘稳预料的是何维柏不仅对此事表示全力支持，还建议刘稳去找曾经提出过在宝安设县想法的时任两广总督殷正茂。刘稳再去找殷正茂，得到殷正茂的赞同。于是刘稳立即起草申请立县的报告，上报朝廷。1573年，也就是万历元年，朝廷批准了立县的请求，赐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
新安县的辖区主要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分地区和香港的全部，还包括东莞市东部和东南部的小部分地区。新安县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在万历年间先后修建了衙署、学衙、城隍庙、社稷坛、养济院、小校场等建筑。
新安县建立初期，加强了管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为新安建县做出突出贡献的刘稳在一次视察南头时欣然作诗《入新安喜而有感》，把新安地方所发生的良好变化艺术地记录了下来：“巡行边海上，此地几经过。县治从新建，人民比旧多。风清无鼓角，夜永有弦歌。睹洛如思禹，应知迹不磨。”
深圳地区自从唐朝中期取消了县一级行政建制之后，在行政上就降为东莞县所属的乡级建制单位，社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另一方面，从唐朝到明初的历代政府又都把这里视为一个军事要冲、海防重地。唐朝在原司盐都尉垒及东官郡、宝安县旧址上建起了屯门军镇的衙署；宋朝又在屯门镇旧址上建起“屯门寨”；明初在“屯门寨”旧址上建东莞守御千户所，又在东面与惠州府接壤的大鹏半岛上设立大鹏守御千户所。千户所的存在使得农民被政府编入卫所之中，成为军籍，战时为兵，闲时屯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东莞守御千户所衙署所在地南头城本是人文荟萃之地，千年以前就以郡治、县治而成为一方都会，有相当的市民文化基础。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居民在遇到一些具体的生活上的难题时，能够提出一些意义较为深远的要求。南头城距东莞县城50多公里，大鹏守御千户所距东莞县城约100公里。居民交纳赋税、服劳役、打官司，都必须赶路去县城。南头到东莞县城之间的道路自唐中期裁撤宝安县后早已残破不堪，而大鹏到南头之间自古就没有贯通的陆路，只能在良好的天气条件下一段水路、一段陆路地变换，往来交通异常艰难。居民们为交通问题所困扰，本来就很艰苫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但是，对于明代深圳地区的居民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既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也不是陆路交通的不便，而是海盗侵扰问题。中国有数千公里海岸线，唐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所谓“海盗”，但其成员大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渔民、盐民、农民，出现的次数较少，参加人数较少，存在的时间也较短。进入明朝，“海盗”出现的频率、人数、时间都逐渐增加。明初就有所谓“岛夷之患”，成为沿海地区设立卫所的主要原因。这些“岛夷”除了在中国沿海岛屿上世代生存的渔民之外，还包括一部分倭人（即日本人，以抢劫为生的日本人又称“倭寇”）。明朝时期的深圳地区因此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海盗山贼作乱，外有倭寇以及西方殖民者的侵扰。这些问题在新安县建立前的80年间（1493~1573）尤为突出。弘治六年（1493年）深圳地区出现第一次西方殖民者侵扰，正德年间3次受到葡萄牙的侵略，嘉靖年间出现3次大规模的海盗山贼作乱，隆庆年间受到2次大规模的倭寇侵扰。
▲“南头古城”牌坊一般来说，凡是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地区往往驻有重兵，而这些倭寇、番夷、海盗都以劫掠财富为目标，会尽量避免武力冲突，因此偏远地区往往受害最重。为此，深圳地区的居民早在正德年间就派出代表到省城请求恢复这里的县一级行政建制，但没有获准。
嘉靖四十年（1561年）和隆庆二年（1568年）东莞和南头发生饥荒，贫民为饥饿所迫，纷纷起来造反，抢夺粮食；经过以吴祚为首的士绅耐心劝导和献粮救灾，终未造成大乱。此后，乡绅和居民们要求在南头设立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隆庆六年（1572年），巡道刘稳在南头一带考察，召集吴祚等人谈话，吴祚等人借此机会讲述了之前因饥荒而发生的变乱，并向其陈述本地民众“请建县治，以图保障”的强烈愿望。刘稳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就开始筹划。不久刘稳巡视海防后回府，路过南海县时，为此事专门拜访了辞官在家为母亲守孝的原左副都御史何维柏。出乎刘稳预料的是何维柏不仅对此事表示全力支持，还建议刘稳去找曾经提出过在宝安设县想法的时任两广总督殷正茂。刘稳再去找殷正茂，得到殷正茂的赞同。于是刘稳立即起草申请立县的报告，上报朝廷。1573年，也就是万历元年，朝廷批准了立县的请求，赐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
新安县的辖区主要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分地区和香港的全部，还包括东莞市东部和东南部的小部分地区。新安县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在万历年间先后修建了衙署、学衙、城隍庙、社稷坛、养济院、小校场等建筑。
新安县建立初期，加强了管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为新安建县做出突出贡献的刘稳在一次视察南头时欣然作诗《入新安喜而有感》，把新安地方所发生的良好变化艺术地记录了下来：“巡行边海上，此地几经过。县治从新建，人民比旧多。风清无鼓角，夜永有弦歌。睹洛如思禹，应知迹不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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