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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融业率先实现业务交叉与竞争
作者：罗显荣、袁东阳 来源：《敢闯敢试 :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创造的全国“率先”》 责任编辑：xiangwang 2023-01-12 人已围观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提出并落实“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各有侧重、允许交叉”的改革方案，从此，深圳金融业在全国率先实现业务交叉与竞争，这是金融业迈出改革创新的第一步。
《中国金融》刊载《改革前沿东风劲》一文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深圳金融业，阡陌交织，业务上条块分割，势单力弱，相互间没有竞争，缺少活力。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出于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各有侧重、允许交叉’的改革思路，得到总行的认可和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和发展，深圳银行业在全国率先实现业务全面交叉与竞争，呈现出‘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出墙’的情况。”
作为深圳金融改革的参与者，当时我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银行业迈出业务交叉与竞争的这一步，实属无奈之举。兴办经济特区之初，深圳作为边陲小镇，经济并不发达，金融市场更是非常落后。据资料显示，当时，深圳地区存、贷款余额均仅勉强过亿元。显然，金融市场难以为特区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而且，特区即将要走的以外资和私营经济为核心的多元化经济发展之路，更需要金融市场提供多种类、多功能的金融服务，而各大银行是按照专业领域分工，“各霸一方、群龙无首”。因此，金融市场在为特区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上，就有很大困难。银行业的市场分割，已经成为金融业支持经济发展的短板。从而，必须打破这种专业垄断，开拓新的金融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全国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登陆，为打破僵局提供了机遇。外资银行是“一条鲶鱼”，一进来就对现有体系产生冲击。外资银行既有人民币业务又有外币业务。作为国内唯一有权开展外汇业务的银行，中国银行倍感压力。从开展公平的市场竞争角度出发，中国银行能不能也开办人民币业务？可是，这种做法并无先例，也无法可依。我和中行深圳分行的其他领导，多次向上级领导请示，并未得到明确答复。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等待答复，作为曾在香港工作10年的老银行家，我凭着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行内部，果断默许了中行的人民币业务。就这样，事实上，在1983年，中国银行的人民币业务悄悄地开展了起来。
而后，事情发展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一幕。1984年，我被派往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并被任命为首任行长。上任后，我多次提出“业务交叉、多种经营，建设多功能的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现代商业银行”的建议，允许各专业银行开展业务交叉和竞争。但这一政策并未以文件形式进行传达，因为当时在计划经济“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下，建立与之相碰撞的市场经济下的现代金融体制，是“改革的禁区，不能动，甚至会掉脑袋”，风险很大。然而，特区决策者们早已将个人命运置之度外，全心全意谋求特区发展。我想“做什么都有风险，不敢承担风险，什么都干不成”，“乌纱帽是中央给的，我们把它放在桌子上，不怕掉乌纱帽”。
就这样，业务交叉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既然中国银行可以办理人民币业务，既然外资银行能够办理外汇业务，那为什么工行、农行和建行不能开展外汇业务呢？既然工行、农行和建行可以开办外汇业务，那为什么中行不能开办其他行的专有业务呢？由此，继中行开办人民币业务以后，1984年12月，刚刚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率先在国内开办外汇业务，再次冲破了中国银行在外汇业务的垄断地位，开始“全行办外汇”；随后，农行和建行也获准办理外汇结算业务，加入了“分一杯羹”的行列。标志着业务交叉进一步深入的事件是，1985年，工行开办开发性信贷业务，打破建行在基建信贷领域的独享地位；1987年，建行开始办理限额流动资金贷款，农行开办对工商企业的存款业务。在这样一股业务交叉的潮流下，深圳金融市场呈现出“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出墙”的业务交叉格局。自此，深圳金融市场，不论是从业务种类、规模，还是从业务质量和业务成本上，都得到了巨大的改进。“摸石头过河”摸出了适合改革开放的金融创新之路，金融业创新发展在深圳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深圳金融业在全国率先实现业务全面交叉与竞争，银行按专业分工的壁垒被推倒，在业务领域，做到了“阡陌相通，纵横交错”，不仅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反过来也可以选择银行。通过竞争，各银行超越原来的封地，走上了规范化、综合型商业银行的发展之路。这是深圳金融业改革创新的第一步。它促使随后的深圳金融业改革进程的加速，为全国金融业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深圳今后的金融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财富与精神食粮。
口述者：罗显荣，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
整理者：袁东阳
《中国金融》刊载《改革前沿东风劲》一文中写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深圳金融业，阡陌交织，业务上条块分割，势单力弱，相互间没有竞争，缺少活力。为此，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出于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出‘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各有侧重、允许交叉’的改革思路，得到总行的认可和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和发展，深圳银行业在全国率先实现业务全面交叉与竞争，呈现出‘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出墙’的情况。”
作为深圳金融改革的参与者，当时我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银行业迈出业务交叉与竞争的这一步，实属无奈之举。兴办经济特区之初，深圳作为边陲小镇，经济并不发达，金融市场更是非常落后。据资料显示，当时，深圳地区存、贷款余额均仅勉强过亿元。显然，金融市场难以为特区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而且，特区即将要走的以外资和私营经济为核心的多元化经济发展之路，更需要金融市场提供多种类、多功能的金融服务，而各大银行是按照专业领域分工，“各霸一方、群龙无首”。因此，金融市场在为特区发展提供金融服务上，就有很大困难。银行业的市场分割，已经成为金融业支持经济发展的短板。从而，必须打破这种专业垄断，开拓新的金融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全国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登陆，为打破僵局提供了机遇。外资银行是“一条鲶鱼”，一进来就对现有体系产生冲击。外资银行既有人民币业务又有外币业务。作为国内唯一有权开展外汇业务的银行，中国银行倍感压力。从开展公平的市场竞争角度出发，中国银行能不能也开办人民币业务？可是，这种做法并无先例，也无法可依。我和中行深圳分行的其他领导，多次向上级领导请示，并未得到明确答复。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等待答复，作为曾在香港工作10年的老银行家，我凭着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行内部，果断默许了中行的人民币业务。就这样，事实上，在1983年，中国银行的人民币业务悄悄地开展了起来。
而后，事情发展出现了非常戏剧化的一幕。1984年，我被派往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并被任命为首任行长。上任后，我多次提出“业务交叉、多种经营，建设多功能的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现代商业银行”的建议，允许各专业银行开展业务交叉和竞争。但这一政策并未以文件形式进行传达，因为当时在计划经济“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下，建立与之相碰撞的市场经济下的现代金融体制，是“改革的禁区，不能动，甚至会掉脑袋”，风险很大。然而，特区决策者们早已将个人命运置之度外，全心全意谋求特区发展。我想“做什么都有风险，不敢承担风险，什么都干不成”，“乌纱帽是中央给的，我们把它放在桌子上，不怕掉乌纱帽”。
就这样，业务交叉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既然中国银行可以办理人民币业务，既然外资银行能够办理外汇业务，那为什么工行、农行和建行不能开展外汇业务呢？既然工行、农行和建行可以开办外汇业务，那为什么中行不能开办其他行的专有业务呢？由此，继中行开办人民币业务以后，1984年12月，刚刚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率先在国内开办外汇业务，再次冲破了中国银行在外汇业务的垄断地位，开始“全行办外汇”；随后，农行和建行也获准办理外汇结算业务，加入了“分一杯羹”的行列。标志着业务交叉进一步深入的事件是，1985年，工行开办开发性信贷业务，打破建行在基建信贷领域的独享地位；1987年，建行开始办理限额流动资金贷款，农行开办对工商企业的存款业务。在这样一股业务交叉的潮流下，深圳金融市场呈现出“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出墙”的业务交叉格局。自此，深圳金融市场，不论是从业务种类、规模，还是从业务质量和业务成本上，都得到了巨大的改进。“摸石头过河”摸出了适合改革开放的金融创新之路，金融业创新发展在深圳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深圳金融业在全国率先实现业务全面交叉与竞争，银行按专业分工的壁垒被推倒，在业务领域，做到了“阡陌相通，纵横交错”，不仅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反过来也可以选择银行。通过竞争，各银行超越原来的封地，走上了规范化、综合型商业银行的发展之路。这是深圳金融业改革创新的第一步。它促使随后的深圳金融业改革进程的加速，为全国金融业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深圳今后的金融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财富与精神食粮。
口述者：罗显荣，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行长
整理者：袁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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