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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大潮中更新、发展 ——1986 年《特区文学》所发报告文学作品漫评
作者：吕炳文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非虚构写作”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3 人已围观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后，便开始有自己的文学创作，不过发展得比较慢，其成就也不尽如人意，但报告文学的创作发展得快一些。这是不奇怪的。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而特区的创办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它不仅要起四个窗口和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而且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在这过程中，新旧交替、思想纷呈、矛盾交织，时刻都有新人、新事物涌现。而报告文学具有紧贴生活，真实、敏锐、迅速、能动地反映现实，与当前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的节拍更为协调等特点。一旦它与思想解放大时代拥抱，又牢牢扎根于特区的土地上，便能源源不绝地得到新鲜的血液和青春的活力，迅速地发展起来。1986 年《特区文学》所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便是有力的佐证。
一年来，《特区文学》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与前几年比较，不但数量增加了，而且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些作品在题材的开拓，对时代精神的感应，主题的深化，人物形象的丰富多彩以及反映社会生活的底蕴等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新成就。
一
在这批报告文学作品中，最吸引人、最受人注目的，当首推《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这篇作品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它在题材的开拓上具有强烈的新闻价值，有广泛而深刻的感应作用。如果说题材的选择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如小说、散文等并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话，那么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相结合，兼收两者之长而经再创造的产物，因此，它同时具有新闻与文学的特质。这就是说，直接地、迅速地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是报告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质，由此便决定它不能回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又亟待解决的重要矛盾。相反地，要及时而鲜明地报告自己对这些矛盾的解剖与态度。《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所反映的内容，正生动地体现出报告文学这一重要特质，而且写得形象、生动、深刻。
当年，经中央决定，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参加特区的建设。他们兴冲冲地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南国边陲这块土地后，好梦不长，很快便受到特区建筑市场的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的重大冲击而陷入重重危机。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但是，在这主客观因素交织的繁杂矛盾中，什么是问题的根本？换言之，特区在改革建筑市场上是否存在着某些弊端？一时间这个问题便成为特区干部、群众所关心的事件，也是该作品所着力回答的主要内容。前两年，我国著名作家、久负盛名的文化领导人之一夏衍同志便提出：“广东、福建的某些经济特区，现在逐渐引起文艺工作者的兴趣了，但我看写到作品里的，多数还是只反映了新的、好的一面，对那里出现的新问题、困难以及消极的东西，却很少涉及，而这些是无须回避，更不应该加以粉饰的。我很希望见到能够真实地反映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的报告文学。”《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这个作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夏公所提的真诚愿望，同时也不能不由衷地赞赏两位作者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感。
该作品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结合生动的情节安排，用饱含感情的笔触和艺术典型化的方法，深刻地解剖了两万基建工程兵在特区的遭遇这个重大事件，不仅使人看清了其来龙去脉，而且揭露出隐藏在建筑市场改革后的弊端，促人思索。作品同时塑造出沈致虎、王凤荣、张敬东和李钦文等几个有着不同个性、不同地位和不同处境而都显得可亲可敬的人物形象。这不愧为近几年来特区报告文学创作中少见的一篇力作。
《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则以蛇口工业区三洋半导体厂一次小规模的工人罢工事件为契机，通过多层面、多棱角的解剖，深刻地揭示了独资厂中深藏着的重大矛盾。这是实行对外开放后产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无疑是特区面临着的一个严峻考验。它在一定程度上关联着特区的发展走向，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所以过去很多人对此都讳莫如深，不敢正视。而作者罗建琳却以其值得称赞的勇气和胆识，深入到矛盾的底层，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破天荒地向世人道出了内中的秘密。从作品所展示的一个个场景和一组组镜头中，人们看到了在外资独家经营的现代化生产支配下，年轻工人光怪陆离的感受：这里有冷峻、威压和等级森严的实录；有感到屈辱、丧失人格尊严的写照；有学非所用，不知不觉成为机械人的懊丧；有因连续加班，劳动时间过长而带来的经常神经过敏；有混乱莫名的内心世界；还有对人与人的友爱和注的深切渴求。所有这一切，都是导致罢工的思想精神因素，如不能因势利导，彻底解决，也就不能排除罢工闹事的危机。这的确是一切关心开放、引进事业的人们必须重视、深入思索的大问题，也是作品的价值所在。
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它有利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如果因存在着矛盾便畏缩不前，那是愚不可及。叶公好龙要不得。但对矛盾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也不可取。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虽然作品没有提供出什么现成答案，但它挖掘出来的事实存在的一桩桩的隐忧，犹如一柄柄重锤，敲打着人们的心灵。常言说，感奋觉醒是成功的先导。也许这便是《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这个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
这篇作品初看似乎有点平淡，但愈读愈感到其力透纸背，可谓于平叙中显尖锐，于淡白中见沉雄，感情饱满，语言富有感染力，实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改革，已成为响彻我国神州大地的主旋律，这是20 世纪80 年代的最强音。而报告文学艺术生命之强大，还在于它的时代精神。缺乏时代色彩，看不到时代脉搏跳动的作品，是不会打动人心的，更没有生命力。因此，面对改革这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的作家，是绝不会无动于衷的。相反，他们或挥毫泼墨，重笔渲染；或白描勾勒，传人的神韵；或多种手法并用，着力为特区的改革者树碑立传，为改革的新事物擂鼓助威，充分显示出报告文学的时代风格和战斗性。对此，《腰缠万贯的流浪汉》是较突出的。作家杨干华以其老练的笔锋，浓墨重彩地勾勒出廖勇这个青年改革创业家的形象。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饱含着作家对改革事业真诚、激越的礼赞，又熔铸着其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和深刻思索。
廖勇，这个信宜县的农民青年，是乘着改变农村产业结构，鼓励农民进城办企业的东风走进改革创业的历史舞台的，这是他事业成功的基础。同时，他之所以能从曾是流浪汉，像一叶浮萍没个安身的地方，变成拥有三间颇具规模的工厂和一间贸易公司，俨然一个不大也不小的企业家，又是与他个人的过人气质、气概、胆识和毅力分不开的。正像有些改革家历尽坎坷一样，廖勇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但是，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在重重困难面前，他没有气馁、退却，而是坚定不移地去斗争，一个劲地朝前闯。这就表现出一个改革家的可贵品格。没有这种品格，事业要成功是不可能的。不过，仅凭这一点去乱闯乱撞还是不行的，到头来还是会失败。因为改革是个新事物，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人没干过的，所以必须具有对新事物的敏感、热情和科学头脑以及实干精神。也正因为廖勇同时具备了这些素质和条件，才使事业从小变大，立于不败之地。他在改革的崎岖道路上不断往高攀登，从中放射出耀人的光彩。
诚然，廖勇是在奋斗着、成长着的。他的确已经不是昔日陈奂生式的农民了。但也正因其还处在成长过程中，所以，从祖辈承袭过来的那些落后愚昧的精神负荷还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全甩脱掉，在他的身上也还不时表露出这些负荷散发出来的因子。问题只在于他能否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克服自身的弱点作为不断前进的动力。否则，盲目乐观陶醉，就会潜伏着失败的危机，到时什么“大家风范”“不卑不亢”等也会变成掩盖实质的空壳了。这无疑是个现实而值得思考的问题。好在杨干华笔下的廖勇，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他立志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如能坚持到底，那么，他的前程肯定是无限光明广阔的。这就是《腰缠万贯的流浪汉》所塑造的农民企业家廖勇的形象及其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在这过程中，由于作者运笔自然洒脱，有如江河直下，一气呵成，加之描写生动幽默，从而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亲切感人，整个作品格调清新而浑厚。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后，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昔日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新城。如今，整个特区阳光普照，生机勃勃，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注目和惊叹。这固然是党中央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结果，但也与特区万千建设者的勇于开拓、顽强拼搏和创新自强分不开。在建设过程中，在特区的成长道路上，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犹如大江东去，一泻千里的澎湃巨流，有时也碰到暗礁险滩；既有鲜花怒放、春回大地的美好季节，也有雷雨霏霏、连日不断的时刻；既有生活的欢乐，也有失意的痛苦……总之，奋搏、竞争、胜利、失败、得意、失意、欢悦、苦恼相互交织，此消彼长，构成了特区社会这个五光十色的旋转世界。而这旋转世界所产生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光束，照射到报告文学创作上，又反照出不同内容的作品。这除了上面已论述过的以外，还有以电影化的手法纵横驰骋，对特区的成长历程作全景式反映的《深圳经纬》；以沙头角中英街为特定对象，集中描绘其历史沿革、地理风情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展望的《在未来历史地理的刀刃上》；有力图以多角度反映特区建设新貌，一心一意去刻画创业者形象的《蛇口有这样一个男子汉》《旋飞》《高楼之魂》《选择者的轶闻》《一个男人和一百五十个女人》以及《中国大陆有一位年轻人》；也有剖析在金钱、女人面前堕落变节的人的犯罪过程，无情地揭露、鞭挞其丑恶灵魂，以便警钟长鸣的《逃匿者》。此外，还有一篇《离开港岛夜生活的人》，主要是写港商如何热心在特区投资兴业的。事实上，特区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深港两地的互相支持和紧密合作，这中间自然也有港商的一份功劳。这反映到特区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近一年来所有这些作品在《特区文学》上相继出现，虽还说不上百花开放，满园春色，但也可说是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这些作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变革的社会，把感应的触角伸向火热的生活，马不停蹄地追踪当代人生活的步履，对各行各业有着美好心灵的普通人物作了多面、多角度的反映，传达出时代变化的新信息，表现了与新生活相协调的新观念，鼓舞着人们为特区的兴旺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一年来，《特区文学》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与前几年比较，不但数量增加了，而且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些作品在题材的开拓，对时代精神的感应，主题的深化，人物形象的丰富多彩以及反映社会生活的底蕴等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新成就。
一
在这批报告文学作品中，最吸引人、最受人注目的，当首推《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这篇作品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它在题材的开拓上具有强烈的新闻价值，有广泛而深刻的感应作用。如果说题材的选择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如小说、散文等并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话，那么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相结合，兼收两者之长而经再创造的产物，因此，它同时具有新闻与文学的特质。这就是说，直接地、迅速地和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是报告文学的一个显著特质，由此便决定它不能回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又亟待解决的重要矛盾。相反地，要及时而鲜明地报告自己对这些矛盾的解剖与态度。《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所反映的内容，正生动地体现出报告文学这一重要特质，而且写得形象、生动、深刻。
当年，经中央决定，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深圳，参加特区的建设。他们兴冲冲地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南国边陲这块土地后，好梦不长，很快便受到特区建筑市场的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的重大冲击而陷入重重危机。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但是，在这主客观因素交织的繁杂矛盾中，什么是问题的根本？换言之，特区在改革建筑市场上是否存在着某些弊端？一时间这个问题便成为特区干部、群众所关心的事件，也是该作品所着力回答的主要内容。前两年，我国著名作家、久负盛名的文化领导人之一夏衍同志便提出：“广东、福建的某些经济特区，现在逐渐引起文艺工作者的兴趣了，但我看写到作品里的，多数还是只反映了新的、好的一面，对那里出现的新问题、困难以及消极的东西，却很少涉及，而这些是无须回避，更不应该加以粉饰的。我很希望见到能够真实地反映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的报告文学。”《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这个作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夏公所提的真诚愿望，同时也不能不由衷地赞赏两位作者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感。
该作品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结合生动的情节安排，用饱含感情的笔触和艺术典型化的方法，深刻地解剖了两万基建工程兵在特区的遭遇这个重大事件，不仅使人看清了其来龙去脉，而且揭露出隐藏在建筑市场改革后的弊端，促人思索。作品同时塑造出沈致虎、王凤荣、张敬东和李钦文等几个有着不同个性、不同地位和不同处境而都显得可亲可敬的人物形象。这不愧为近几年来特区报告文学创作中少见的一篇力作。
《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则以蛇口工业区三洋半导体厂一次小规模的工人罢工事件为契机，通过多层面、多棱角的解剖，深刻地揭示了独资厂中深藏着的重大矛盾。这是实行对外开放后产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妥善解决，无疑是特区面临着的一个严峻考验。它在一定程度上关联着特区的发展走向，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所以过去很多人对此都讳莫如深，不敢正视。而作者罗建琳却以其值得称赞的勇气和胆识，深入到矛盾的底层，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破天荒地向世人道出了内中的秘密。从作品所展示的一个个场景和一组组镜头中，人们看到了在外资独家经营的现代化生产支配下，年轻工人光怪陆离的感受：这里有冷峻、威压和等级森严的实录；有感到屈辱、丧失人格尊严的写照；有学非所用，不知不觉成为机械人的懊丧；有因连续加班，劳动时间过长而带来的经常神经过敏；有混乱莫名的内心世界；还有对人与人的友爱和注的深切渴求。所有这一切，都是导致罢工的思想精神因素，如不能因势利导，彻底解决，也就不能排除罢工闹事的危机。这的确是一切关心开放、引进事业的人们必须重视、深入思索的大问题，也是作品的价值所在。
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它有利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如果因存在着矛盾便畏缩不前，那是愚不可及。叶公好龙要不得。但对矛盾视而不见或无动于衷也不可取。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虽然作品没有提供出什么现成答案，但它挖掘出来的事实存在的一桩桩的隐忧，犹如一柄柄重锤，敲打着人们的心灵。常言说，感奋觉醒是成功的先导。也许这便是《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这个作品的出发点和归宿。
这篇作品初看似乎有点平淡，但愈读愈感到其力透纸背，可谓于平叙中显尖锐，于淡白中见沉雄，感情饱满，语言富有感染力，实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改革，已成为响彻我国神州大地的主旋律，这是20 世纪80 年代的最强音。而报告文学艺术生命之强大，还在于它的时代精神。缺乏时代色彩，看不到时代脉搏跳动的作品，是不会打动人心的，更没有生命力。因此，面对改革这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的作家，是绝不会无动于衷的。相反，他们或挥毫泼墨，重笔渲染；或白描勾勒，传人的神韵；或多种手法并用，着力为特区的改革者树碑立传，为改革的新事物擂鼓助威，充分显示出报告文学的时代风格和战斗性。对此，《腰缠万贯的流浪汉》是较突出的。作家杨干华以其老练的笔锋，浓墨重彩地勾勒出廖勇这个青年改革创业家的形象。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饱含着作家对改革事业真诚、激越的礼赞，又熔铸着其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和深刻思索。
廖勇，这个信宜县的农民青年，是乘着改变农村产业结构，鼓励农民进城办企业的东风走进改革创业的历史舞台的，这是他事业成功的基础。同时，他之所以能从曾是流浪汉，像一叶浮萍没个安身的地方，变成拥有三间颇具规模的工厂和一间贸易公司，俨然一个不大也不小的企业家，又是与他个人的过人气质、气概、胆识和毅力分不开的。正像有些改革家历尽坎坷一样，廖勇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不平坦的。但是，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在重重困难面前，他没有气馁、退却，而是坚定不移地去斗争，一个劲地朝前闯。这就表现出一个改革家的可贵品格。没有这种品格，事业要成功是不可能的。不过，仅凭这一点去乱闯乱撞还是不行的，到头来还是会失败。因为改革是个新事物，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人没干过的，所以必须具有对新事物的敏感、热情和科学头脑以及实干精神。也正因为廖勇同时具备了这些素质和条件，才使事业从小变大，立于不败之地。他在改革的崎岖道路上不断往高攀登，从中放射出耀人的光彩。
诚然，廖勇是在奋斗着、成长着的。他的确已经不是昔日陈奂生式的农民了。但也正因其还处在成长过程中，所以，从祖辈承袭过来的那些落后愚昧的精神负荷还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全甩脱掉，在他的身上也还不时表露出这些负荷散发出来的因子。问题只在于他能否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克服自身的弱点作为不断前进的动力。否则，盲目乐观陶醉，就会潜伏着失败的危机，到时什么“大家风范”“不卑不亢”等也会变成掩盖实质的空壳了。这无疑是个现实而值得思考的问题。好在杨干华笔下的廖勇，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他立志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如能坚持到底，那么，他的前程肯定是无限光明广阔的。这就是《腰缠万贯的流浪汉》所塑造的农民企业家廖勇的形象及其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在这过程中，由于作者运笔自然洒脱，有如江河直下，一气呵成，加之描写生动幽默，从而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亲切感人，整个作品格调清新而浑厚。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后，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昔日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新城。如今，整个特区阳光普照，生机勃勃，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注目和惊叹。这固然是党中央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结果，但也与特区万千建设者的勇于开拓、顽强拼搏和创新自强分不开。在建设过程中，在特区的成长道路上，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犹如大江东去，一泻千里的澎湃巨流，有时也碰到暗礁险滩；既有鲜花怒放、春回大地的美好季节，也有雷雨霏霏、连日不断的时刻；既有生活的欢乐，也有失意的痛苦……总之，奋搏、竞争、胜利、失败、得意、失意、欢悦、苦恼相互交织，此消彼长，构成了特区社会这个五光十色的旋转世界。而这旋转世界所产生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光束，照射到报告文学创作上，又反照出不同内容的作品。这除了上面已论述过的以外，还有以电影化的手法纵横驰骋，对特区的成长历程作全景式反映的《深圳经纬》；以沙头角中英街为特定对象，集中描绘其历史沿革、地理风情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展望的《在未来历史地理的刀刃上》；有力图以多角度反映特区建设新貌，一心一意去刻画创业者形象的《蛇口有这样一个男子汉》《旋飞》《高楼之魂》《选择者的轶闻》《一个男人和一百五十个女人》以及《中国大陆有一位年轻人》；也有剖析在金钱、女人面前堕落变节的人的犯罪过程，无情地揭露、鞭挞其丑恶灵魂，以便警钟长鸣的《逃匿者》。此外，还有一篇《离开港岛夜生活的人》，主要是写港商如何热心在特区投资兴业的。事实上，特区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深港两地的互相支持和紧密合作，这中间自然也有港商的一份功劳。这反映到特区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近一年来所有这些作品在《特区文学》上相继出现，虽还说不上百花开放，满园春色，但也可说是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这些作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变革的社会，把感应的触角伸向火热的生活，马不停蹄地追踪当代人生活的步履，对各行各业有着美好心灵的普通人物作了多面、多角度的反映，传达出时代变化的新信息，表现了与新生活相协调的新观念，鼓舞着人们为特区的兴旺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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