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属于自己

没有一双小脚就无法嫁到好人家，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一个女人必须打上了男性社会认可的小脚烙印，就因为要嫁出去，女人的悲哀不得不代代相传。

我访问过一位小脚老人，她还记得四五岁的时候，好像包粽子一样，用布把脚固定在一个拳头大的范围，要生长的脚变了形，所有的脚趾的骨头都成为一团，每天晚上都疼得无法入睡，睡了也会半夜痛醒。如今我们穿小一点的鞋子都会磨破皮磨出血，足以想见不让脚生长那种痛疼钻心裂肺，没有人可以忍受却一定要这些少不更事的小女孩忍受。这位老人还是女孩的时候，不知道哭过多少次，然而她的母亲逼她，打她、才制造了这一双男人喜欢的小脚。

在这停止生长的过程中，女人的人格也停止了生长。中国有一位男人辜鸿铭这样认为：小脚之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是啊，这个自以为是的男人，把女人的人格、本能强行裹在又长又臭的脚布里不说，还要强加上"美"的称号。

当然从某些男人的角度来说：女人的脚越小越美，女人越没有人格没有自尊越顺从男人越好。这就是他们的美。
如今还有这样的男人吗？

女人的弱，仅仅一双小脚就足够了。不说了，并非因为有很多人说过写过。仅仅因为这是一个整体里面最显现的，最容易被人关注的历史事实。

我要继续说的却是女人中的强者。众所周知，客家女人是从来不缠脚的，她们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女性当中可以说是喊出最强音的，然而她们也从来没有脱离过三寸金莲的阴影。

我就从这些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女人说起，我的身上流着她们的血。

我的舅婆——

我在那三层楼房住过，很大，很开阔，有阳台，屋檐门楼还雕龙刻凤。那是我在番邦的舅公寄钱回家乡修建的，应该是1938年以前的事情。

五十年后，这幢房子在同房同宗的上十户人家的楼房里面依旧是最气派的。

我很小的时候从城里回乡下，在乡间住的日子，天天有人问谁最好？"大舅婆。"还记得舅婆伸出粗糙的巴掌，里面有一个温暖的香红薯，我一口咬下去，咬了红薯也咬了她的指头，我怕她伸出巴掌，不想她一手搂过我。我和弟被她抱进那两个筐，在河中晃荡，薯香和笑声呛满了胸膛。我说我们是飞机，弟说是小船。我们笑得越响，她的脚越像鼓槌，敲打着河床，又快又急，把那些小水柱、小水花全都敲打出来。蹬过河，我们还是不下来，手抓着箩筐，生怕被揪出来。舅婆挑起筐就走，只要我们想坐多远她就走多远，我们一路晃一路笑。我多么愿意永远地坐在箩筐里。

凉帽帘拂抚着她的脸，我觉得她像仙女一样好看。有一回我睡着了，醒来时躺在她怀里，她的脸比煎饼还热，贴着我的手，指缝里有湿润的东西，我看看她，她的手钩起袖口拼命搓自己的眼，我想她在哭吗？"舅婆，你在哭吗？"她摇摆着头，咧开嘴，像吐出味道很苦的中药，有一丝很怪的笑传出来。她多么喜欢孩子，可她没有孩子，也不可能有孩子。

那年头不知道她哭什么，不清楚屋里怎么只有她自己。如今全明白，她是在哭自己的命。她圆房的时候还没来月经，圆房没几个月，大舅公远渡重洋，几十年没回过家，在那头有了另一个家。

那一年，外国有十多间超级市场的舅公回家了。他靠在屋中唯一的躺椅上，双手抚着椅子的把手，向辈分小的族人微笑。谁也不注意像细竹竿一样纤弱的大舅婆，她默默无言地挑了一担又一担的水，天气很冷，风像从笛子吹出来的尖叫，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唐衫，赤裸的大脚冻得通红，一步一步走在坚硬的石板路上，好像这事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水缸满了，她木头般坐在厅堂，看着大舅公带回来的花花绿绿的糖果，看这来来往往的众人，只是她从不看大舅公，连斜一眼也没有，好像他是个透明人。大舅公却不时打量她，还喊她的名字“娇”，她一动也不动，像什么也听不见。

他也不再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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