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属于自己

大舅公的归来属族里的大事，川流不息的族人弄得一屋子笑声。女人们在舅婆的里屋折腾，搬走许多残旧的东西，搬入大舅公的洋皮箱。床上铺了袭大红鸳鸯被和一对鸳鸯枕，它们令乡里人耳目一新赞叹不绝，有谁还火速从供销社买了一个城里人用的暖水瓶，指定有红花绿叶和鸳鸯。这排场比结婚还隆重。

他过番时，她未来月经。他回来的那年，她也怕有四十七八，或许绝了经。

大家都高兴极了，一个接一个拿着舅公送的礼物和舅公道别，总是挽留舅公多住一些时候。

结果是半夜里舅婆把那暖水瓶连带舅公扔出了里屋。在厅堂一地满是暖水瓶玻璃碎片，站着裹锦绣睡袍的大舅公。他的脑袋像个大肚瓶拔不出来的松木塞子，缩在睡袍里，只见头发不见脸。

里屋的门"吱"的一声，那床鸳鸯被也被塞出门缝。舅公只好夹着鸳鸯被住了另一间房。这就是舅婆数十年来的唯一反抗。

这是一个弱者的本能反抗，只有这一刻，她属于自己。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姓邱，名炳娣。生于1893年，这名字的内涵在字典上是找不到的，我被告知这个"娣"其实图的只是那一个“女”字旁的“弟”，这个一生下来的女婴就被赋予带来弟弟的使命。我的那些叔婆、姑婆不是银娣、连娣就是招娣，她们同样都带上一个"弟"，所有人的希望都在这一个"娣"的上面。

当我长大的时候，我问过祖母几个问题。你怎么和阿公结婚的？阿公长什么样？你喜欢阿公吗？

祖母说她嫁给阿公一个月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怎么会不知道？你和阿公住在一起。于是我知道了这样的故事：
一顶花轿摇摇晃晃走出了那个叫宝安坪山黄竹坑的小村子，轿子里头那红布盖头的女孩默默地哭，可怜得就像一只小鸡。锣鼓喧天中，她抖抖索索被架出轿子，被按到地板和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男人拜了天地。洞房花烛夜对于祖母来说是否比阴曹地府还可怕？

祖母没有说，她只是说自己怕，在黑洞洞的洞房里想哭也不敢哭。不知道过了多久，喝罢酒才进屋的新郎摸索着进了屋，忽地划着一根洋火，如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的火柴亮光照亮了黑漆漆难以幻想的洞房。还是忽地，那朵小火在我祖父爬上床的这刻灭了，没有任何表达感情的语言，根本就没有必要。以后的日子也就是这千篇一律的洋火，在这瞬间的光亮中，祖母只是来得及把自己裹成一团，而不是端详这个男人。每天天没有亮，祖母就起来烧水做饭，吃饭的时候，男人围坐在明亮厅堂的桌边，而祖母和所有的女人缩在被烟火熏黑的灶间，边吃边跑出跑进侍候男人们。祖母知道那些男人里面有一个是自己的丈夫，谁？她瑟瑟缩缩，老鼠一样，哪里敢看哪里敢问？

八十年代初，我对自身对女性问题充满兴趣，我必须知道我们这些女人。

我这样问祖母：你爱阿公吗？

祖母茫然不知所措，什么叫爱？爱是什么？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祖母实在太奢侈了。我追根究底：你们同房，他拥抱你的时候……

我的话还没说完，祖母就狠狠地“呸”我，骂“刀杀”骂“狗屎泼”，而且整天黑沉了脸，不和我说话。她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好像我把什么肮脏的东西泼到她身上，她让我知道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出口的。

尽管如此，祖母和祖父年复一年地生儿育女。

我的祖母喜欢唱歌，我还记得她歌里面的主人公都是些烈女一类的人物，她们千里寻夫，她们割身上的肉让自己的婆婆充饥，她们投河上吊或是与强暴者同归于尽也不嫁二夫，等等。

她也唱过自己的一生。

我的祖父，我是从祖母的歌里知道祖父的。

那是一个常常骂她打她的男人，而且出手很狠，可她从来没有反抗这个男人，连一下还手都没有，顶多在被窝里流泪，或者在无人看见听见的时候骂一两句。她为丈夫生下了五男二女，丈夫死的时候她五十岁出头。

从此守寡四十多年，并非无怨无悔的她说起那个死去的男人，她很得意地说：本来她比男人先得病，眼看就要死了，男人在她跟前走来走去，说不行了。她的儿女全都求菩萨保佑她不死，她男人死。结果她真的活下来，男人死了。我多么清楚地记得我祖母说话时候的骄傲笑容，后来我问她的儿女也就是我的叔叔和姑姑，他们说并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祖母那清清楚楚的笑容能让我铭记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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