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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
作者：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非虚构写作”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7 人已围观
第一章 冲向大海的起跑线
第一节 深圳，在十字路口焦思
当历史刚刚告别了1985 年，圣诞老人的雪橇滑入1986 年的轨道时，地球上的人们在早晨打开窗户，突然发现，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难以捉摸的时代。
大地急速旋转……
世界瞬息万变……
2 月3 日，暴风雪猛烈袭击了西欧，奥地利多个城市被雪围困，当局出动直升机进行紧急空中救灾。而大海巨浪滔天，直扑城市，在法国的尼斯，有人被巨浪卷走。
其时，几乎所有的西方大报又都在以悲观的调子叹息着空中惨剧。不知为什么，1985 年是近二十年来客机失事罹难人数最多的一年，共有两千多人尸骨无存。
与此同时，世界能源组织已一次次预警世人：1986 年全球石油需求量将有大的波动。一些产油国立刻合力阻遏油价下跌。法国政府呼吁尽快召开全球会议，避免油价混乱！
在东欧和苏联，局势变得更加变幻莫测。踌躇满志的戈尔巴乔夫刚刚接过契尔年科的摊子，就发现偌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经济上危机四伏，思想上混乱不堪。2 月25 日，他在苏共二十七大上要求人们勇敢面对“经济和精神领域的不利趋势”。
另外一些东欧国家如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等却不理会邻国的声音。1986 年初，他们的理论界已在忧心忡忡地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的出路何在？”“传统体制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失败？”一些大胆者更预言：“东欧的大动荡只是十年之内的事。”
只有中国还是另一个样子。
宛若一条巨龙的长城，静静地躺在燕山的雪花里……
曾经一度在东欧国家的经济界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深圳，此刻也不言不语，似乎已被世人遗忘。
前些年报刊上关于深圳的狂热字眼——“速度的奇迹”“震惊世界”……
看不见了。
深圳怎么了？这个社会主义前沿经济改革的探索者，为什么也屏住了声息？
1985 年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一位经济师和一位编辑站在深圳振华宾馆的台阶下。霏霏细雨打湿了他们的衣裳。
编辑：他会来吗？
经济师：他答应过的，会来。
编辑：但是你说的……都是一些泼凉水的话。弄不好，将来把我们打成个“右派”呀。
经济师：打就打吧。反正，我得凭良心说话。
他叫林振华，工程设计咨询顾问公司的经济师。他敏锐的头脑时时在关注着深圳建设的发展，及早地发现了深圳基建过热、宾馆酒楼比例失衡的问题，写成了《深圳综合楼宇调查报告》，多次呈递上级，呼吁“速压基建”，但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时，他获悉一位全国人大的领导人来到深圳视察，便壮着胆子拨通了电话……
现在，他约了一位朋友，一同在振华宾馆等候那位全国人大领导人的接见。
林振华的报告指出：深圳宾馆、酒店的在建量，将大大超过需求量。即使乐观地以每年旅客量递增10％ ( 香港地区平均年递增7.4％，泰国、日本、韩国平均年递增7％—8％ ) 的速度来计算，目前所批准的高层楼宇项目共二百九十七项，可建十五万多张床位，仍然比实际需求量多八至十倍，要花去七十五亿元投资！
他们终于见到了那位领导人，呈递了报告。
随后，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深圳展开了。
1985 年底，有关深圳建设前途的大计，在市政府大楼，在各公司办公室，在工地铁皮棚，在学校，在医院……几乎在深圳所有的地方被人们广泛议论着。
——听说要搞调整了，是不是特区不搞了？
——为什么要压基建呢？建设一座新城难道有什么不应该？
有人找到已改任市委书记的梁湘提意见。但是这位前任市长却诚恳地回答：“我可以告诉大家，特区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错。我深深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深圳的小局要服从全国的大局。”
当时全国的大局是怎样的呢？
1985 年全国性信贷压缩、基建压缩……作为全国棋盘中的一枚棋子，国家给予深圳的信贷一下子压缩了。
火车的燃料减少了，火车必然需要减速了。
但是，火车还得继续前进，深圳的建设不能停下来。怎么办呢？“丢卒保车”——压基建：压楼堂馆所建设，压非生产性投资，以便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去，保证水、电、路和重要的工业设施的建设。
然而，又有人说了：我们深圳同全国其他地方不同，我们搞建设的钱不是中央拨款，借了中央的钱是要还的。还有，我们建大楼的钱许多是从外商口袋里掏的，他们愿意花，与我们何干？何况我们是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请来投资的。现在要说，对不起，XX 酒店不能建了，请把钱拿回去吧。这关系到信誉……想不通。
市领导向人们解释，城市的建设必须有它适当的比例，基建的比例过高或过低都是不行的。一方面是全国的形势要求我们“压”，另一方面，我们内部的产业结构也的确存在问题，自己需要“压”。比如，基建投资比重过大，头重了，脚轻了，能保证今后在发展中不栽跟头吗？同时，基建投资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外商无休止地把大把的钱投入到建高档宾馆、酒楼，是因为这些投资来钱快，但造成第三产业基建投资过大。而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如水、电、通信、道路、码头等，他们是很难掏出钱来干的。虽然我们花了大力气，投入大量的钱，还是远远跟不上要求。
市领导拿出那位经济师林振华的“调查报告”告诉人们：如果深圳照原来的速度建设下去，二百九十七项高层楼宇项目建成后，将增加电力设备安装容量六十九万千瓦，相当于2000 年计划的1.7 倍；新增加日用水量二十六万吨，为当时深圳特区全日供水量的2.67 倍。
更有人预测，如果第三产业以前几年的速度发展下去，不出五年，将有五分之一的酒楼宾馆电梯不能动，电灯不能亮，空调机不能转。因为——无电可供。
市长李灏提醒人们：“在危险来临之前，我们要有紧迫感，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主管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深知压基建的滋味，他说：“我是搞基建出身的，我深知上项目不易，下项目更难。但是，这是规律，经济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深圳要为全国的改革开路，首先还得调整好自己，选好一条路。”
是的，深圳必须选择好自己的产业方向。
有关“战略目标”的讨论，有关“路向”的争论，在深圳，在广东，在北京，陆续激烈地展开了。
一种观点认为——“深圳应该以农为主。”“中央最初就是要求把宝安、珠海办成农副产品出口加工基地的。香港土地有限，无法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生产。毗邻香港的深圳，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只要我们依靠以宝安县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大规模发展种植、养殖、捕捞等产业，将产品供应香港市场，再加上香港用水的供给，最后就会形成我靠香港，香港靠我；我不可无香港，香港亦不可无我的唇齿关系。出口的大量创汇可以带动内部的贸易、轻型工业发展。不用太久，深圳便可以富甲一方。”
这种观点很快被否定了。
深圳的历史使命不仅是追求自己物质生活的殷实，而是要成为一块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以农为主”显然无法胸怀天下，承担四个“窗口”的重任。
更多的人提出——“以贸为主。”
第三产业在现代经济中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处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深圳，是两地经济交往的中转枢纽，十分有利于发展进出口和转口贸易，成为万商云集的贸易大商埠。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赚钱快，利润高。有了雄厚的资本，经济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就不会陷入目前这样的资金短缺的困境。当年的香港，不正是这样以贸为主发展起来的吗？
人们反驳说：“以贸为主”实质上把深圳的地位降低为类似国外的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来看待了，忘记了自己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排头兵，同时，“以贸为主”是无法经受国内外的经济地震的。香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教训，由于中国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香港赖以生存的转口贸易一夜之间一落千丈，正因为栽了跟头，香港才在六十年代后拼命发展制造业，终于实现经济起飞。现在，工业产品在香港的出口贸易总额中占60％以上。准确地说，香港虽然是国际贸易中心，但它的经济模式并非“以贸为主”。
那么，留给深圳的那条路是什么呢？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条路又在哪里呢？
几经论争，决策层、理论界和实业界终于达成了共识。
只有建立起牢固的工业基础，深圳的经济才有一个坚强的堡垒。手中握着自己的优势出口产品，北可借势于内地丰富的原材料、半成品和取之不竭的劳力技术资源，南可连接香港通向国际市场的通道，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囊括物宝人灵。同时，沿着这条路子，可以充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深圳这块试验田里首先做试验。好的，推广到内地；不好的，摒弃在门外，这是真正的“窗口”。
现代都市的发展，几乎都有意无意地走过了从“以贸为主”到“以工为主”的路子，香港如此，上海如此，东京也如此。
这绝不是“偶然”，而是经济规律使然。
香港人懂得这个规律，用了一百年；深圳呢，很幸运，只用了五年。是那个寒冷的冬天，是那段艰难的岁月，促使深圳早熟了！
第一节 深圳，在十字路口焦思
当历史刚刚告别了1985 年，圣诞老人的雪橇滑入1986 年的轨道时，地球上的人们在早晨打开窗户，突然发现，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难以捉摸的时代。
大地急速旋转……
世界瞬息万变……
2 月3 日，暴风雪猛烈袭击了西欧，奥地利多个城市被雪围困，当局出动直升机进行紧急空中救灾。而大海巨浪滔天，直扑城市，在法国的尼斯，有人被巨浪卷走。
其时，几乎所有的西方大报又都在以悲观的调子叹息着空中惨剧。不知为什么，1985 年是近二十年来客机失事罹难人数最多的一年，共有两千多人尸骨无存。
与此同时，世界能源组织已一次次预警世人：1986 年全球石油需求量将有大的波动。一些产油国立刻合力阻遏油价下跌。法国政府呼吁尽快召开全球会议，避免油价混乱！
在东欧和苏联，局势变得更加变幻莫测。踌躇满志的戈尔巴乔夫刚刚接过契尔年科的摊子，就发现偌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经济上危机四伏，思想上混乱不堪。2 月25 日，他在苏共二十七大上要求人们勇敢面对“经济和精神领域的不利趋势”。
另外一些东欧国家如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等却不理会邻国的声音。1986 年初，他们的理论界已在忧心忡忡地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的出路何在？”“传统体制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可能失败？”一些大胆者更预言：“东欧的大动荡只是十年之内的事。”
只有中国还是另一个样子。
宛若一条巨龙的长城，静静地躺在燕山的雪花里……
曾经一度在东欧国家的经济界中引起强烈反响的深圳，此刻也不言不语，似乎已被世人遗忘。
前些年报刊上关于深圳的狂热字眼——“速度的奇迹”“震惊世界”……
看不见了。
深圳怎么了？这个社会主义前沿经济改革的探索者，为什么也屏住了声息？
1985 年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一位经济师和一位编辑站在深圳振华宾馆的台阶下。霏霏细雨打湿了他们的衣裳。
编辑：他会来吗？
经济师：他答应过的，会来。
编辑：但是你说的……都是一些泼凉水的话。弄不好，将来把我们打成个“右派”呀。
经济师：打就打吧。反正，我得凭良心说话。
他叫林振华，工程设计咨询顾问公司的经济师。他敏锐的头脑时时在关注着深圳建设的发展，及早地发现了深圳基建过热、宾馆酒楼比例失衡的问题，写成了《深圳综合楼宇调查报告》，多次呈递上级，呼吁“速压基建”，但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时，他获悉一位全国人大的领导人来到深圳视察，便壮着胆子拨通了电话……
现在，他约了一位朋友，一同在振华宾馆等候那位全国人大领导人的接见。
林振华的报告指出：深圳宾馆、酒店的在建量，将大大超过需求量。即使乐观地以每年旅客量递增10％ ( 香港地区平均年递增7.4％，泰国、日本、韩国平均年递增7％—8％ ) 的速度来计算，目前所批准的高层楼宇项目共二百九十七项，可建十五万多张床位，仍然比实际需求量多八至十倍，要花去七十五亿元投资！
他们终于见到了那位领导人，呈递了报告。
随后，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深圳展开了。
1985 年底，有关深圳建设前途的大计，在市政府大楼，在各公司办公室，在工地铁皮棚，在学校，在医院……几乎在深圳所有的地方被人们广泛议论着。
——听说要搞调整了，是不是特区不搞了？
——为什么要压基建呢？建设一座新城难道有什么不应该？
有人找到已改任市委书记的梁湘提意见。但是这位前任市长却诚恳地回答：“我可以告诉大家，特区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错。我深深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深圳的小局要服从全国的大局。”
当时全国的大局是怎样的呢？
1985 年全国性信贷压缩、基建压缩……作为全国棋盘中的一枚棋子，国家给予深圳的信贷一下子压缩了。
火车的燃料减少了，火车必然需要减速了。
但是，火车还得继续前进，深圳的建设不能停下来。怎么办呢？“丢卒保车”——压基建：压楼堂馆所建设，压非生产性投资，以便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去，保证水、电、路和重要的工业设施的建设。
然而，又有人说了：我们深圳同全国其他地方不同，我们搞建设的钱不是中央拨款，借了中央的钱是要还的。还有，我们建大楼的钱许多是从外商口袋里掏的，他们愿意花，与我们何干？何况我们是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请来投资的。现在要说，对不起，XX 酒店不能建了，请把钱拿回去吧。这关系到信誉……想不通。
市领导向人们解释，城市的建设必须有它适当的比例，基建的比例过高或过低都是不行的。一方面是全国的形势要求我们“压”，另一方面，我们内部的产业结构也的确存在问题，自己需要“压”。比如，基建投资比重过大，头重了，脚轻了，能保证今后在发展中不栽跟头吗？同时，基建投资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外商无休止地把大把的钱投入到建高档宾馆、酒楼，是因为这些投资来钱快，但造成第三产业基建投资过大。而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如水、电、通信、道路、码头等，他们是很难掏出钱来干的。虽然我们花了大力气，投入大量的钱，还是远远跟不上要求。
市领导拿出那位经济师林振华的“调查报告”告诉人们：如果深圳照原来的速度建设下去，二百九十七项高层楼宇项目建成后，将增加电力设备安装容量六十九万千瓦，相当于2000 年计划的1.7 倍；新增加日用水量二十六万吨，为当时深圳特区全日供水量的2.67 倍。
更有人预测，如果第三产业以前几年的速度发展下去，不出五年，将有五分之一的酒楼宾馆电梯不能动，电灯不能亮，空调机不能转。因为——无电可供。
市长李灏提醒人们：“在危险来临之前，我们要有紧迫感，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主管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深知压基建的滋味，他说：“我是搞基建出身的，我深知上项目不易，下项目更难。但是，这是规律，经济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深圳要为全国的改革开路，首先还得调整好自己，选好一条路。”
是的，深圳必须选择好自己的产业方向。
有关“战略目标”的讨论，有关“路向”的争论，在深圳，在广东，在北京，陆续激烈地展开了。
一种观点认为——“深圳应该以农为主。”“中央最初就是要求把宝安、珠海办成农副产品出口加工基地的。香港土地有限，无法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生产。毗邻香港的深圳，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只要我们依靠以宝安县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大规模发展种植、养殖、捕捞等产业，将产品供应香港市场，再加上香港用水的供给，最后就会形成我靠香港，香港靠我；我不可无香港，香港亦不可无我的唇齿关系。出口的大量创汇可以带动内部的贸易、轻型工业发展。不用太久，深圳便可以富甲一方。”
这种观点很快被否定了。
深圳的历史使命不仅是追求自己物质生活的殷实，而是要成为一块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以农为主”显然无法胸怀天下，承担四个“窗口”的重任。
更多的人提出——“以贸为主。”
第三产业在现代经济中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处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深圳，是两地经济交往的中转枢纽，十分有利于发展进出口和转口贸易，成为万商云集的贸易大商埠。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赚钱快，利润高。有了雄厚的资本，经济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就不会陷入目前这样的资金短缺的困境。当年的香港，不正是这样以贸为主发展起来的吗？
人们反驳说：“以贸为主”实质上把深圳的地位降低为类似国外的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来看待了，忘记了自己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排头兵，同时，“以贸为主”是无法经受国内外的经济地震的。香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教训，由于中国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气候的变化，香港赖以生存的转口贸易一夜之间一落千丈，正因为栽了跟头，香港才在六十年代后拼命发展制造业，终于实现经济起飞。现在，工业产品在香港的出口贸易总额中占60％以上。准确地说，香港虽然是国际贸易中心，但它的经济模式并非“以贸为主”。
那么，留给深圳的那条路是什么呢？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条路又在哪里呢？
几经论争，决策层、理论界和实业界终于达成了共识。
只有建立起牢固的工业基础，深圳的经济才有一个坚强的堡垒。手中握着自己的优势出口产品，北可借势于内地丰富的原材料、半成品和取之不竭的劳力技术资源，南可连接香港通向国际市场的通道，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囊括物宝人灵。同时，沿着这条路子，可以充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深圳这块试验田里首先做试验。好的，推广到内地；不好的，摒弃在门外，这是真正的“窗口”。
现代都市的发展，几乎都有意无意地走过了从“以贸为主”到“以工为主”的路子，香港如此，上海如此，东京也如此。
这绝不是“偶然”，而是经济规律使然。
香港人懂得这个规律，用了一百年；深圳呢，很幸运，只用了五年。是那个寒冷的冬天，是那段艰难的岁月，促使深圳早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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