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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
作者：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非虚构写作”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7 人已围观
第二章 为有源头活水来
第一节 劳务大循环
一
1987 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几场暴雨之后，气温节节爬升。
深圳经济也像气温一样，在加速爬升。一入夏，工业生产产值、投资……种种迹象表明：深圳经济增长已经结束了它的短期衰退，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敏感的香港记者宣称：深圳经济滑了一下，还没有跌倒，又跑了起来，而且瞄准了以产品出口为主攻方向。
国内经济评论家用经济短波理论预测：在松动银根之后，深圳至少可以获得三四年的高速增长，其时国际经济一般不会出现衰退现象，这是深圳走向海外的最佳时机。
1987 年，深圳出口贸易总额比上一年增长95％，达到十四亿美元。深圳工业产品的出口率达到53％。外商投资企业当年增加三百二十二家，比上一年增长80％。各省、市瞄准海外市场，纷纷来深圳投资设厂。
建立外向型经济体系，产生出神奇的牵引力。一方面，深圳的产品一批批走向海外。另一方面，随着内联、合资工厂如春笋般纷纷矗起，一股巨大的潮流——劳动力的潮流，又涌入了深圳，形成了特区—内地劳务大循环。
1986 年，大约十万建筑工人刚完成使命，离开了特区；1987 年，一些报刊又在惊呼：二十万临时工下深圳了！
国内劳务大循环与国际商品大循环成为紧密咬合的两大齿轮，旋转着推动深圳经济起飞！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让劳动力根据商品流动的需要而流动，国家计划还要不要？传统的社会主义城市用工制度还坚持不坚持？国家关于城市全民企业、集体企业的用工秩序怎么维持？
在深圳的劳务大循环面前，一切全乱了套！
“深圳用了几十万临时工！”
对于劳动部——这个控制全国城市用工的首脑机关来说，这一消息比深圳“三天一层楼”的消息更具有爆炸性。何况，它发生在劳动部正三令五申向全国各城市打招呼要限制使用临时工之时。
李重民，劳动部的一位女局长匆匆赶到深圳看个究竟，深圳市劳动局一下子紧张起来，接连几天的汇报、赶材料、陪同实地考察……
市劳动局女处长孔庆萍，承担了释疑的主角：“是特区经济形势的发展逼着我们这样做的。深圳产业的外向化，使生产只能服从市场，用工也只能服从市场。”
从1983 年到1987 年四年间，深圳市工业总产值由7.2 亿元上升到57.6亿元，增长七倍，外商投资企业由二百四十家发展到一千一百多家。如此迅速的增长无可避免地要求成正比的劳力供给的增长。工业的增长平均每年要求供给五万新劳力，而特区常住人口中能供给的新增劳动力只够其十分之一。
在一个人口众多、有上亿闲置劳动力的国度里，每年要供给区区数十万劳力理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事实上却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中国的传统体制实行的是有计划的“铁饭碗”制度，一朝录用，终生受用。外商投资者要求的是随市场变化而变化的自主用工制度，不包终身。两种规则之差正如旱地与水田之间的渠道不相衔接一样。必须找到一个接合口，才能启用水源。
这个接合口便是临时工制度。
“你们的用工制度是适应经济发展形势而产生的。”女局长崇尚实事求是，终于表态说，“可以干！”
二
“可以干！”深圳等的就是这三个字。
当内地的理论界还在为劳动者就业的“双向选择”“劳动力的商品化与社会主义相容与否”而唇枪舌剑之时，深圳已经向旧体制提出了现实的挑战：
特区首届劳务交流服务大会开幕了，这里没有广交会的豪华，但其轰动效应却要超过任何一次交易会，因为它开辟了社会主义用工史上的新纪元！
二百三十七个“买主”在会场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逾万“卖主”在“买主”条件的比较中自由权衡抉择。
有三家最受欢迎的“买主”——深圳市邮电局、市免税公司、深大电话公司，求职者在清晨五点就排队轮候了。到交易会开张时，“买方”傻眼了：眼前是一支九十米长的队伍……
交流会八天后顺利结束，开市大吉，成绩骄人：
市内调剂成交待业人员、技工、技术员、家庭教师、保姆四百余人；
与市外单位成交临时工三千余人。
不过，与它的宣传效应相比较，这一点点成交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交流大会更重要的意义是公开宣称：在深圳，新的用工制已经合法化。
同年，市组织人事系统向全国大城市发出征聘人才的信息，派出专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招聘大批人才。市人才服务公司又出奇招，从内地招来许多退休专业人员……
劳力市场、人才市场两张牌都打出去了，结果会如何呢？
三
其时，中国继续在人口问题的困境中受煎熬。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像涌泉一样喷发出来，解放了生产力，也挤出了过剩劳动力——耕地有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 亩。幸亏没有普遍实行机械化，因为用犁、用脚、用手，尚可容下两亿农村劳动力。有人估计，闲置的劳动力，仍超过一亿人。镇办企业、乡办企业、村办企业虽在兴起和发展，却仍无法吸纳成万成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城市，全国每年有一千五百万青年迈入待业行列。国际上曾有人许诺：谁能找到根治癌症的方法，将为他用金子塑一座塑像。我们想，谁能解决中国的劳动力就业难题，值得在中国每一个大城市为他塑一座金像。
一线希望的曙光首先在临海的一片黄土地——广东显露出来。商品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如果眼光仅局限于中国本身，那么，中国的人口、就业、能源等一连串彼此缠绕的“死结”，似乎已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了。但是，一旦把中国同世界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个无限大的空间。唯有经济走向世界，才可以把中国带出种种棘手问题的丛林。以待业问题为首的种种难题，恰好做了中国不搞改革开放便必将自困无路的证明。
正因为如此，“下深圳”一时成了成千上万人心头躁动的热望。“能行吗？我是农村户口。”——内地青年农民问。
到过深圳或在深圳打过工的人说：行！那边政策大不同，不认城里乡里户口，只认身强力壮、手快眼快，机会多得很。
“别听人瞎吹。这边单位不放人，那边能接收吗？”“吃政府粮的，人是形，档案行政关系是魂，人随魂走。一个无魂鬼能被人接收？”——国家职工更为老成。
消息也反馈回来了：那边认“形”不认“魂”，关键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就有人开工资。干上一年半载，再把“魂”飘过去也不迟。
“深圳热”，终于形成了。
到1989 年，人们已惊呼：“百万劳工下深圳”了。
这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南征生力军呵！
只要各就各位，就足以组成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农民、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厂长、教师、大学生、硕士、博士……甚至县长、省里的部长，从五湖四海，浩浩荡荡奔向广东，奔向深圳……
失业的、半失业的、待业的、隐性失业的、不满意原有工作的……纷纷奔往深圳寻求新的机会。
他们的数量究竟有多少，没有人能统计清楚，也无法统计清楚。
有人说，1987 年每天有十二万人左右从内地进入深圳特区，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怀有求职目的的。照此算来，当年深圳的求职者人数要超过四百万。
“海南热”在经历了两个春秋之后渐渐冷却了，“深圳热”却依旧不衰。保守地估计一下，从1987 年到1990 年，不下一千五百万人次曾到深圳寻找过自己的机会！
在这千千万万的求职人里，包含了特区所需要的从低级到高级的所有门类、所有层次的劳动力。
国内奇缺的翻译人才，在深圳一个广告就可招揽一大批。目前，单懂翻译的外语人才已趋于饱和，更需要的是既精通外语又精通技术或管理的双料人才。
大学生、硕士已难以像建特区初期那样得到青睐。深圳对博士才有特殊优
待。近三年，深圳已经吸收了全国三十分之一的博士毕业生，还有更多的博士
生正在敲击深圳的大门。一位花了半年时间，最后通过关系才定居下来的博士
生谈起他进深圳的周折，心情激动：“我还算是幸运的。我的两位同学至今还
在街上游荡……”
最幸运的是特区的投资者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片名副其实的乐土。台湾劳工紧缺程度近年有增无减，招工人有如请神。一位台湾老板曾对笔者说：“我们在台湾请劳工不是请‘工’，是请‘公’。”香港工会强硬对抗港英政府的输入外地劳工政策，劳动力供求矛盾一直得不到缓和……此时，在太平洋西岸的这片327.5 平方公里的社会主义特区，却有一个永远供过于求的劳动力自选市场，难怪外商投资者要“乐不思蜀”了。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循环流：从内地，到深圳；又从深圳，回到内地，不分春夏秋冬地流着。特区长久需要的会沉淀下来，但永久沉淀的只占少数；多数处于半沉淀的悬浮状况——或者一个月，或者半年一年，或者两三年……当他们从用工调整中被抛浮出来时，又会随着循环离开特区。而特区急需的劳力又会跟随循环流注入深圳。内地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枯竭的活水源头！有多少人在深圳特区沉淀或半沉淀下来呢？
据1990 年末相关数据统计：永久沉淀的劳动力约为十四万人，其中包括干部六万人，工人八万人。
半沉淀的劳动力约为五十九万人，其中包括内地借聘干部四万人，内地临时工五十五万人。
此外，事实上已经半沉淀但因未取得特区临时户口而不被承认的工人和各类人才估计约有二十五万人。
永久沉淀和半沉淀人员合计约九十八万人，永久沉淀与半沉淀劳动力之比
为1 ∶ 6，构成独一无二的特区劳动力结构。
与此同时，特区对固定工的合同化改造也正在进行。
深圳一下子成了“泥饭碗”的世界。
一个与国际惯例相通的、以内地劳动力后备军为依托的劳动用工新体制基本形成了，这是深圳参与国际竞争的又一优势。
但是，在传统体制下生长的中国公民，能够接受这一新变革带来的心理压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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