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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
作者：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非虚构写作”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17 人已围观
第二节 深圳，没有安乐窝
一
曾经有人说，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远比欧美人脆弱。中国人的形象是永远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怕进不了国营企业、怕孩子考不上大学被人讥笑、怕与众不同、怕物价上涨……
奇怪，深圳把“铁饭碗”砸了，不但没有翻天，连大乱子也没有。
于是有人说，深圳人具有特殊的素质，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
非也！
十九岁的小陈从茂名到深圳打工。行前多少人劝阻，他不听；国家特大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茂名石化公司要招国家编内合同工，他不去。“铁饭碗”算什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哼着歌来到深圳，第四天就“见识”了老板的威风——一个同乡被“炒鱿鱼”了。在内地常听人吹捧的外资企业的快节奏、高效率，他也亲自领教了，就是忙得透不过气来。自己活像电影《摩登时代》里拧螺丝钉的卓别林。还不能出错，不能发怨气，“炒鱿鱼”的铲子整天悬在头顶上。这个十九岁的小男子汉在蚊帐中不知偷偷淌了多少后悔的眼泪，对茂名石化公司那个安稳、轻松的“铁饭碗”寄予无限思念……
一位在内地曾任过厂长的中年工程师感触更深：
“我到的是深圳的一家国营企业，打的却是一份临时工。前半年说是试用，不合用就得自己上路。合用了才签个一年借聘合同，还是临时打工。吃国家饭十多年，从不晓得什么叫风险，生老病死这一辈子都有着落。在内地我是厂长，好孬指挥百来人。安全得发闷才来深圳。在这儿，所有的安全感全消失了。反差太强烈。整整半年，每天早上醒来都要望着天花板发愣十分钟，感觉自己吃错了药，鬼迷了心窍……你说我特别坚强，笑话！一件东西，往往只有失去了以后才能懂得它的价值。现在我才知道‘铁饭碗’的珍贵。
“为什么不回去？这个问题真有点难回答。人真有点怪，后悔也罢，老婆来信诉苦也罢，对‘铁饭碗’留恋也罢，就是生不出打道回府的念头。除了回去丢面子外，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深圳机会多——重新就业的机会，凭本事晋升的机会，自修提高的机会，生活提高的机会，出国或赴港的机会，成为独立企业家的机会，等等，都多。成功与否就在于各人本领了。”
深圳用工制度的深刻变革，冲破了“铁饭碗”制度下国家包终身的安全感。深圳没有安乐窝，但却为每一个人打开了机会的大门，使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必须去搏击风浪。有了机会和希望，人就能承受风险和压力。
一种能为社会和公民创造机会的改革，最终总是受欢迎的。在有机会的体制下，就会创造出勇于捕捉机会的人。
二
未曾身历其境的人很难想象市场化以后引起的深圳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竞争，以及由这种竞争引发的新的社会观念和新的社会行为。
百万临时工在深圳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可以说，深圳每一座大厦的矗起，每一个经济指标的突破，都饱含着打工仔、打工妹的汗水甚至辛酸。他们为住房、为婚姻、为户口不能进入深圳、为最后归宿不知为何处而苦恼、徘徊……
那些外国老板、香港老板、深圳老板办的工厂门前，每天上下班时，永远也流不尽的工人人流中，有多少男女孩子在经受着去向难定的苦闷啊。
一个叫作碧川的女工写过一首未发表的诗，题目叫《深圳街头》，诗中说：
是车载着我
还是我引着车
在这人与人之间
楼与楼之间
兜圈子……
但是，更多的打工仔、打工妹却逐渐从苦闷中觉醒过来。他们开始懂得：在深圳这个地方，除了要刻苦打工之外，还必须努力学文化、学技术，认认真真学现代文明，只有不断提高自己，充实自己，才是适应这种竞争环境的唯一出路。
与之相配合的是深圳的各种夜校、业余大学、培训班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深圳存在两种典型的“夜生活”：一种是灯红酒绿的舞场、卡拉OK，另一种是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各种职业培训班苦苦夜读。有人说，夜读才是深圳人真正的夜生活。
江西省铅山县的青年农民廖兴富，自1986 年到深圳市煤气公司做送气临时工到现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无论是正常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只要客户一个电话招约，他就扛着煤气瓶送上门。闲下来呢，他就捧起书本学习，上业余文化学校，甚至上政治夜校，学政治时事。1989 年全市有四万多名市民投票，选廖兴富为深圳文明市民。深圳市政府有关单位按规定批准他把江西农村户口转为深圳特区户口，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合同工，工资晋升一级。
春梅在一家酒楼打工一年后，从自己的储蓄中拿出三百元到培训班学习电脑操作。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的姑娘第一次上夜校时，看到从没有触摸过的神秘的电脑时，自信心一下子动摇了，差点没吓得回头跑掉。但想到交了钱不学太冤枉，才硬着头皮在电脑前坐下来。两个月以后，当她终于和邻座的大学生们同时领到结业证书时，她感到自己成了命运的主人。
据特区十年来的粗略统计显示：像春梅一样自觉接受过就业培训的有一百万
人次。
这也是深圳的经济发展蓬勃，充满青春活力的原因之一。
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铁饭碗”以后，深圳还培育了一群建国四十余年来未曾有过的奇特的高级打工仔。
三
这是一批早已不再年轻的专门人才，他们夹杂在千千万万的青年打工仔中
间涌进了特区。
其中有个怪才，英语教授周叔余。
这个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在战俘营里当翻译出身的英语教授没有大学文凭，却独创了一套“周氏快速英语口练法”。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公布的数据比较，他的教学法效果较其他的提高一倍以上。
这个人有点“狂”，1988 年写信给已在深圳定居的英语权威张道真教授说：“我的教学法比你的效果好……”张教授立即回信，请周叔余来深圳开班。就这样，1989 年他提着一个皮箱，抛弃了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的“铁饭碗”到深圳特区闯荡。这一年他已五十六岁。
果如其所言，他在特区开班炮炮打响，两年培训了两千余人次。各家报纸、电台纷纷采访报道，周叔余成了英语教学界的知名人士。但笔者第一次采访他时，他仍然是一个没有接收单位的“高级打工仔”。他敲敲板壁说：“隔壁住的是一个教气功、武打的，同我一样，没有户口。”
他第二次接受我们采访时刚解决了户口调入问题。他说，这是市领导给予特殊关照的结果。当我们问他对两年来的高级打工仔的生活有何感想时，他说：“深圳特区的改革创造了一种能发挥人的才能的环境。我喜欢这种环境，因此不怕冒丢饭碗的风险。因为我自信能得到社会承认。”
四
深圳作为一个城市，暂住人口大大超过常住人口。这在中国的城市史上，除战争、灾荒年代外，还是第一次！
商品经济在深圳这块土地上，首次向“画地为牢”的户口制度提出了挑战。
1979 年，当深圳市( 含宝安县) 的常住人口是三十一万人时，它的暂住人口还只有两人。此后在常住人口逐步增加的同时，暂住人口急剧增长。到1990 年，常住人口达到六十九万人，而暂住人口已激增到一百三十三万人，接近于常住人口的两倍。
传统观念中的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工人与干部之间的界线，在深圳正在变得模糊起来。
秦代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对维护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创下了不可埋没的功劳。正是这种把一家一户困死在方圆数里的土地上的绝妙设计，保证了大一统的封建宗法社会得以延续。可以预言，它必将为商品经济的大潮所彻底冲破。虽然这在我们这个拥有太多人口而且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国度中可能会姗姗来迟，但我们从商品经济较快发展起来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特别是深圳，已可以听到大潮躁动的先声！
我们将以何种态度和对策来解开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之谜呢？
原载《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海天出版社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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