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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
作者：李敬泽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非虚构写作”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30 人已围观
《当代》2003 年第5 期上，编者议论道：最初，是想把真的写得更真，运用了假的手法，才有了报告（纪实）文学。遇到麻烦，又把真的说成假的，天长日久，就真成假的了。然而，在读者当它是假的同时，站在侵权官司的被告席上，法官总当它是真的。于是，歌功颂德的赞助文学和无法查证的匿名隐私文学，就成为报告（纪实）文学的必归之路。
这些年，不断有人预言小说的衰亡或诗的衰亡，好像“公开宣扬的谋杀案”即将发生，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不大可能创造出一个奇观般的精神废墟：在全世界率先消灭小说、消灭诗。然而，有一种文体确实正在衰亡，那就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真正的衰亡是寂静的，在遗忘中，它老去、枯竭。所以，我赞同编者的议论，让我们确认“恐龙已死”。这个文学中的庞然大物曾有过强健的生命，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与小说、诗不同，报告文学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因缘际会的结果：既“报告”又“文学”，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大众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稚弱的情况下，文学家以个人勇气充当“真实”“思想”“正义”的守护者，直接参与确定公众议题。但事到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文学家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的记者，也不是向公众提供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报告”不能满足我们，就像他们的“文学”不能满足我们一样。
正所谓作法不自毙，《当代》在发表议论的同时推出了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终结》：那些死去的人，那些苍老疲惫的人，他们曾满怀理想，曾经热血沸腾，他们穿越边界，加入“金三角”游击队，战斗、奉献、牺牲，他们以为自己正创造历史，正解放人类，但最终，他们被历史遗忘。正如编者所说，这部作品的问题是“‘文学’过多，伤害了‘报告’”。
这隐然指出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否则会被老总开除；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象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所以，每当邓贤在《中国知青终结》中神采飞扬地“文学”时，我就忍不住想劝劝该老兄：不要自我放纵。这种“放纵”是对事实和人物的侵害——邓贤一定会喊冤，他是多么热爱那些人和事啊！但当一个写作者无所顾忌地代替曾经活着和正在活着的人们说出“他怎么想”“他怎么感受”时，他对那些有名有姓的人是粗暴的；当他把自己放到作品中去，到处抒情、到处议论、到处进行诗化描写时，他对作品表达的那个世界也是粗暴的，好像仅仅因为他是作者而且“文学”，他掌握着说话的权力，他就可以随意逾越他和事物之间的天然边界。
这个边界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很简单，大家都应遵守，而报告文学却致力于享有超越伦理的叙事特权。曾经有一度，报告文学最常用的标题是“大某某”，在这类标题背后，我们倒是看见了那个骄横浮躁自以为“大”的作者。
所以，《中国知青终结》如果不是写成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而是继承中外叙事史的传统，如果邓贤专注于认识、理解而不那么放纵地自我表现，如果他充分意识到认识的难度和限度而不强求小说式的完整，如果他为自己确立严谨的叙事伦理并在此范围内精确施用他的文学才能，那么，它本来会成为一部具有真正价值的作品，它将忠直地保存濒临遗忘的记忆，使中国历史、中国人的经验中某些偏僻的成分进入我们的视野……
当然，这样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它可能有一个突出强调伦理界限的名称：“非虚构作品”。
原载《南方周末》2003 年10 月30 日
这些年，不断有人预言小说的衰亡或诗的衰亡，好像“公开宣扬的谋杀案”即将发生，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不大可能创造出一个奇观般的精神废墟：在全世界率先消灭小说、消灭诗。然而，有一种文体确实正在衰亡，那就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真正的衰亡是寂静的，在遗忘中，它老去、枯竭。所以，我赞同编者的议论，让我们确认“恐龙已死”。这个文学中的庞然大物曾有过强健的生命，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与小说、诗不同，报告文学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因缘际会的结果：既“报告”又“文学”，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大众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稚弱的情况下，文学家以个人勇气充当“真实”“思想”“正义”的守护者，直接参与确定公众议题。但事到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文学家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的记者，也不是向公众提供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报告”不能满足我们，就像他们的“文学”不能满足我们一样。
正所谓作法不自毙，《当代》在发表议论的同时推出了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终结》：那些死去的人，那些苍老疲惫的人，他们曾满怀理想，曾经热血沸腾，他们穿越边界，加入“金三角”游击队，战斗、奉献、牺牲，他们以为自己正创造历史，正解放人类，但最终，他们被历史遗忘。正如编者所说，这部作品的问题是“‘文学’过多，伤害了‘报告’”。
这隐然指出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否则会被老总开除；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象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所以，每当邓贤在《中国知青终结》中神采飞扬地“文学”时，我就忍不住想劝劝该老兄：不要自我放纵。这种“放纵”是对事实和人物的侵害——邓贤一定会喊冤，他是多么热爱那些人和事啊！但当一个写作者无所顾忌地代替曾经活着和正在活着的人们说出“他怎么想”“他怎么感受”时，他对那些有名有姓的人是粗暴的；当他把自己放到作品中去，到处抒情、到处议论、到处进行诗化描写时，他对作品表达的那个世界也是粗暴的，好像仅仅因为他是作者而且“文学”，他掌握着说话的权力，他就可以随意逾越他和事物之间的天然边界。
这个边界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很简单，大家都应遵守，而报告文学却致力于享有超越伦理的叙事特权。曾经有一度，报告文学最常用的标题是“大某某”，在这类标题背后，我们倒是看见了那个骄横浮躁自以为“大”的作者。
所以，《中国知青终结》如果不是写成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而是继承中外叙事史的传统，如果邓贤专注于认识、理解而不那么放纵地自我表现，如果他充分意识到认识的难度和限度而不强求小说式的完整，如果他为自己确立严谨的叙事伦理并在此范围内精确施用他的文学才能，那么，它本来会成为一部具有真正价值的作品，它将忠直地保存濒临遗忘的记忆，使中国历史、中国人的经验中某些偏僻的成分进入我们的视野……
当然，这样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它可能有一个突出强调伦理界限的名称：“非虚构作品”。
原载《南方周末》2003 年10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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