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 ——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

三
《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命名为“人民大地·行动者”，目的是“吁请我们的作家，走出书斋，走向吾土吾民，走向这个时代无限丰富的民众生活，从中获得灵感和力量”，并“特别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显然，作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之一，《人民文学》这一计划的提出十分值得称赞，这既因为中国当下文坛的确需要大力张扬一种肯于行动并敢于行动、勇于发现并善于发现的精神和风气，也因为其中如上所述蕴含着“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到历史，从微小到宏观，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都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的巨大可能性。但换个角度看，假如这种非虚构写作的理想模式可以如此表述——行动起来，走进现场，用“行动”来发现“真实”，用“在场”来代替“虚构”——那么在鼓掌叫好之余，我们不禁要怀疑，所谓的行动也好，在场也罢，如果所有的参与、进入、在场和发现最后都落实在非虚构这种表现方式上，那么这种表现的“文学性”是否足够充分？行动是发现的前提，就像主体是创作的前提一样，但对文学来说，行动与发现都不是目的，也不是结果，只有最终借助一种言语方式将行动及其发现“有意味”“有价值”地“呈现”出来，这种行动及发现才真正具有“文学”的意义。再回到文学的本质来看：文学是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特殊方式，其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就在于它是一种创造，而人们之所以把虚构性和想象性视为文学的特质，当然也就是因为文学的想象世界本质上是一种人自己的、自主的创造，并且正是在这种创造当中，人真实地体验并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使人在自身成为审美主体的同时，可以“诗意地栖居”。

非虚构之所以能够质疑并试图改造虚构，就是因为虚构与想象的创造常常是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停留在其本身，而非虚构所谓的“行动”与“在场”的最终意义则全在这种“真实”的发现与再现上。因此，对应“真实”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便成为重新思考非虚构之非文学化的又一关键。首先必须承认，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作品中，“真实”始终都是第一位的，不论本文是否提及，但都明显得一看便知，其中的种种“真实性”与“现场感”，的确与一般虚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是，文学这样完全地回到这种生活真实，或将这种生活真实完全地等同于艺术真实，究竟是不是文学的真实意义所在？文学与世界之间这样一种关系的构建究竟是不是文学的真实本质所在？假如承认非虚构可以或应该是一种“现场”的“复制”的话，那么所谓作家或者写作者的主体以及他们区别于新闻记者、传记作者、历史记录者的特质又在哪里？而人类一直珍视的文学发展到了今天又将何为？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曾就这个问题有过很好的追问：如果小说所做的就是反映真实，反映现实，那为什么要有小说呢？已经有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那么多学科来直接描述现实了！电影的材料要比小说具象和真实得多，电视节目《纪录片编辑室》的纪录片完全就是生活的真实，它们已经把真实做到家了，那小说还做什么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完全和我们真实的生活一模一样，何苦再要去制作这样一个生活的翻版呢？所以她的回答是：小说是由一个人在他的“心灵的制作场”里创造出来的、另外存在的、独立的、完全由它自己来决定的世界，它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对应或翻版，而是“拓展了我们的存在，延伸了真实世界的背景和前景”的“真正的创造，真正的造物”。①也许这种回答因带有很强的个人经验性而不一定得到理论家们的认同，但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就此深思：不仅仅是小说，其实整个文学的本质价值压根儿就不在复制生活的意义上！因此，我十分希望“行动者”计划可以消除某些作家身心内外的懒惰，使他们走进生活，回到现场；也真诚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非虚构能让我们不断见到愈发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但同时我仍想强调：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文学真实”都不可能是“复制”的“事实真实”，而非虚构如果一味坚持这种“复制”的话，那它可能会在“非文学”的可能性上与文学渐行渐远。

依我看，置身于大众文化背景下的非虚构写作其实还有着很强的非理性色彩：其所谓的“现场”本身就有着某种“图画”或者“画图”的意味( 这倒与大众文化的读图趣味保持了一致)，而其所谓的“真实”，本质上也是在强调现实高于可能、存在高于创造。因此，表面看来非虚构是在努力地走进时代的“现场”，并试图投影般地成像这个时代的“真实”，但实际上它可能已经在开始回避时代，回避这个时代所能激发起来的想象和创造，即回避这个时代原本赋予它的反思与反省，以及任何一个时代文学都不应该放弃的理想和理性。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当写作者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其所呈现出来的现实除了“图画”之外还会有什么？当某种生活仅仅被作为事实“复制”出来的时候，其原本丰富深刻的生命性及完整性又在哪里？而当提供给人们的阅读文本始终都是某种不是由主体而是由事实复制出来的图画的话，那阅读主体又为何要将其视为“文学”并始终保持对它的文学性想象？当然，这依旧可能不是非虚构本身的问题，而是非虚构写作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某种“可能性”问题。所以我喜欢李洱的说法：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时代，虚构就显得越重要——当这个世界过多地沉浸在非虚构的语境中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虚构就成了“他者”。正是这种“他者”，这种异于现实的美学，让我们得以与体制化的现实疏离开来。而正是这种疏离，让我们不仅得以认清现实，而且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字具有一种介入现实的力量，当然，它也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确立自己的身份。事实上，这倒不是一个虚构与非虚构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这种“介入”与“确立”对于作者和读者都同样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

回顾《人民文学》一年来刊载的非虚构作品，起码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特点：一是用“生活的在场”营造出的再现性，二是用第一人称叙事所形成的抒情性。就前者而言，这些非虚构作品并没有强调主题的深刻性，甚至也没有追求题材的重大性，都是在自己“在场”的生活里观看、发现并写作，希望借生活本身的“现场感”来呈现写作的“真实感”；从后者来看，这些作品大多都是以“我”来展开叙事，用“我”的眼睛来观看，用“我”的身体来感受，用“我”的笔法来写作，甚至如祝勇的《宝座》( 姑且把它视作一篇学术随笔)，也是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发现置于“我”的学术思考和联想中，像其他作品一样具有了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必须肯定的是，这些作品的确都以一种“向着各种艺术形式和纷繁的书写活动开放的文学态度”行动起来了，并由此开始探索一条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之路，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在我看来，这样表面融客观再现与主观抒情为一体的写作，实际仍没有超越生活现场本身，始终还都是有“我”在场的生活现场的复制，甚至都在努力还原生活事件或事实本身“片段”的同时，试图消解或者掩盖某种具有超越性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所谓文学的完整性或深刻性。这就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傅雷在批评张爱玲时所说的：“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巧，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所以我说，非虚构这种模糊的“中性”叙述，在带给文学某种“可能性”的同时，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文学的“自觉”。

当然，非虚构写作在这个时代里的大行其道，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这个时代的衍生物——既然文学本身即已蕴含着丰富的非虚构因素，而虚构又经常被自己弄丢了生活和真实——而是在任何时代里都实际存在的一种选择和可能，所以当非虚构写作换了一副面孔( 即不再以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的名义) 试图挤进文学里来，甚至希望“可能”改造文学的时候，我们既不必惊恐，当然也不一定欢呼。或如我要说的：我们的文学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但也许并没有哪个药方可以一下子医好它。因此我们不能否定非虚构吁请文学回到生活的努力和尝试，更不能基于某种传统观念而拒斥这种写作，而是应该同时明确：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仅仅告诉我们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是在于它要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才是它更大的“可能性”。

                                                                                                                                                         原载《文艺争鸣》2011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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