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底层研究的方法问题
刘：“底层”一词在1990 年代初出现在中国并进入了学术界，它意味着一种不平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但是，这种“注意”多是从上而下的单方面“关怀”，底层只是“被说”，他们的真正需要却被忽视或掩盖了。印度的底层研究开始较早，特别是以古哈为代表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卓著，对世界底层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以下几点比以前得到了认真得多的广泛承认：底层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的内部是分裂的，现在，问题不再是“什么是底层真正的形式”而是变成了“底层如何被表述”。“表述”在此既意味着“重新表达……”也意味着“站在……的立场上”。研究的主题和方法都发生了变化。新的方向之一是对文本作批判性分析。一旦“底层的表述”的问题被推上前台，整个底层研究就豁然开朗了。

现在，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知识分子特别是底层研究者的实际生活和地位与底层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造成对底层的生活的隔膜，不可能真正地去体验底层的真实生活；另一方面又会造成无意识中对底层的轻视。

蔡：关于方法，我没有太多的思考。我通过一些零星的介绍，比如李少君的文章，知道印度知识分子做得比较好，但我们没有系统的翻译过来的东西可以看。我觉得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知识分子的“代言”问题。1980 年代曾经讨论过这一“代言”问题，甚至有过批评，不能说当时的这种批评毫无道理。但是，这种批评也带来了另一极端化发展。知识分子再也不以人类良心的“代表”自居，超越性变成了一句空话。知识分子退出代言人的角色后，退回个人，实际上最后指向了每一个具体语境下的个人的阶层性。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仍在“代言”，或者是中产阶级，甚至富人阶级，只是不再代言底层罢了。现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如何再成为底层的代表。这是对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最大挑战。底层很难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经过知识的学习和一系列的文化训练之后，包括他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都与底层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这里首先要从一个基本的地方做起，你要成为底层的代表，你企图让底层的声音表达出来，你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底层现在很难表达自己，在今天的知识格局中，它只能通过知识分子的叙事完成。那么，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叙事呢？我觉得今天有必要提出的是：知识分子怎样重新进入底层。底层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状况如何，他们的利益诉求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只有在真正进入底层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考虑研究方法，考虑怎样转述他们的声音。知识分子应该重新补上这一课。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刘：国外有三种表现底层的方法。第一种是印度从1980 年代开始的底层研究，他们从研究“底层是什么”到研究“底层是如何被表述的”，他们现在致力于从官方的历史资料、作家的作品等文本中发现底层如何被表述又如何被扭曲。第二种是斯皮瓦克的底层研究，她也是印度人，她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批判了福柯、德勒兹等哲学家对弱势群体的忽视，然后提出了自己的“代言”观：知识分子不必以代言人自居，能够真实地描述下层的生活就足够了。第三种是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中提出的知识分子深入底层进行
“平等”教育的观点，并进行一系列的实践，试图以此消除压迫的复制，实现
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从而也实现被压迫者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愿望。

蔡：他们说得都很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哪一种方法，哪一种立场，都面临一个重新进入底层的问题，你不能自己想象出一个底层，一个“学术”化的底层，仅仅成为一种研究。

刘：我在几篇底层研究论文中提到了作家在反映底层过程中精英意识对底层形象的扭曲，包括作家的观念对底层的富想象，婚姻观、审美观的扭曲。还有一些“新生代”作家在作品中经常不由自主地表现出自己很“穷”的意思，真正的底层却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视野。这好像都是一种可怕的、整齐划一的观念掩盖了这些差别，让他们只顾及自己的“成功”与否。
蔡：我觉得你提出的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文学研究的可能，它还不是文学写作本身。我觉得你的这样一种方法，可能就是一种多文本并置的话语考察。这里面包含了另外一个命题：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知识分子是否能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来表述底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或者一种方法。比如在多文本的考察当中，就像你所做的那样，来讨论在知识分子话语的背后，什么样的权力机制影响了他们对底层的表述。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写作方式来对底层进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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