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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者:蔡翔 刘旭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底层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30 人已围观
对底层研究现状的看法及知识分子的作用
刘:您对当前底层研究现状有什么看法?先从中国来说。中国现在只有零星的研究文章和一些社会学调查,从理论上研究的很少,更缺少系统性的大部头的作品。外国则是印度做得最好。
蔡:研究现状,我觉得社会学做得最好,比如北京的黄平、温铁军、陆学艺,上海的曹锦清,还有你们华东师大的陈映芳,等等,都在做。但是在你这个意义上的研究,我的确看到的比较少。比如你刚才介绍的印度知识分子的那种系统的理论研究,国内就比较少。这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有关系,比如,文学界现在就比较冷漠。现在整个社会有很大的危险,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先进生产力的时候,很容易剥夺其他阶级存在的合法性。工人、农民算不算先进生产力?他们的合法性有没有因此而被剥夺?这样的简单、片面的理解会出现很多问题。还有妇女问题。我觉得“底层”是一个相对性比较强的概念,相对于男权,妇女就是底层;相对于强势阶级,工人、农民是底层。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需要考虑不同的底层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最大价值,在于知识分子不论在何时都应该关注社会的弱势阶层,让他们的利益诉求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表达出来。
刘:我发现不少知识分子在质疑整个现代化道路,这个是不是也是研究底层问题的重要思路之一?
蔡:是的。具体一点说,比如说发展主义,如果过度强调发展主义,而不考虑其他的综合因素,就会造成大量财富向极少的一些人集中,使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通过底层这个问题,质疑现代化道路,质疑发展主义,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也是所有关注底层问题的知识分子背后的理论和理想依据。不然你研究底层就没了意义。如果现代化的发展在于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这种发展道路肯定有问题。
刘:现在好多批判现代化理论的学者,都把底层的产生、生存现状的悲惨,当成质疑“现代化”的重要证据之一。
蔡:是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那这样的发展肯定有问题。我们理想的发展,应该是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刘:我觉得,我们这样研究,真的要左右现实是很难的。好多人都问我,包括一些博士生、教师都问我,你们这样研究,这样批判社会又有什么用?
蔡:我觉得还是有作用的。要不是知识分子反复地讨论“三农”问题,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怎么会下来?我觉得知识分子一方面不要太狂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自己的工作价值贬得太低。去年“孙志刚事件”也是一个例子,如果没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奔走和讨论,怎么会惊动整个高层?我们很容易走极端。虽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个人化倾向,但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很有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的。
刘:我家乡就在农村,回家时就会看看,但发现他们的生活就没发生过明显的变化,税还是一样交,各种费用一样支出,穷人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少,高昂的教育费让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让孩子弃学。
蔡:慢慢地会发生改变的。社会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每个知识分子都通过自己的专业方式来逐步地影响社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社会。如果是这样,就成了“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刘:是的。是不是可以说,尽管知识分子起作用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抗争,现在的社会状况要比以前更糟。比如底层问题,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不停呼吁,农民、工人就不知到什么地步了。
蔡:就是说,最起码,知识分子的存在使得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没办法获得它的合法性依据。如果大家都退守个人,那么,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就名正言顺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使那些利益集团如坐针毡,找不到他们的合法性支持。知识分子能做到这一点,不给这些利益集团一点正名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了准则。
刘:我常常感觉,做出的东西没有人看。
蔡:这也是知识分子容易悲观的原因之一,文章没有人看。我觉得,任何一种文化,包括文学,对社会的影响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过去我们老认为文化包括文学能对社会产生直接作用,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学走向通俗化道路,比如《白毛女》《兄妹开荒》,其背后就是文学能对社会产生直接作用这一理念。比如1980 年代的文学,你能说1980 年代的文学没有一点作用?就是今天的广告,你都能发现不少1980 年代的文学的痕迹,比如“人性的尊严”“以人为本”,这些用词不都包含在1980 年代的文学里面吗?它通过不断的转换,才会慢慢生成一种影响。当然,这一影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另一个问题。在今天,批判知识分子的工作,是通过——我比较强调专业——他的专业方式,影响人和社会。当然,我所说的专业方式,绝不是指的那种“一己之私务”。至于能起多少直接作用,那不是我们能够考虑的问题,但是相信他们的工作通过各种中介环节会渐渐产生影响。比如社会学家,他们有大量的社会调查,大量的数据统计,然后通过学术刊物的发表,再通过别的渠道,才会慢慢渗透到国家政策的调整上。这都是经过很多中介环节的,不注意到这些中介环节,就会产生两种后果:一种是走向简单甚至极端;另一种就是放弃努力,退回到个人。
原载《天涯》2004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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