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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与当代中国的“底层文学”
作者：[ 美] 钟雪萍 王晴 黄蕾译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 底层文学”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30 人已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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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文学”这一命名，其所涵盖的定义和内涵引起了中国批评家们的争议。这些讨论或明或暗地指向“底层”这个较难定义的概念。尽管“底层”一词早已存在于中国，指处于社会阶层底部的人们，但这一名词难免使人将其与后殖民理论联系起来，其中一种常见的批评便是：谁能代表“底层”？这令人想起斯皮瓦克的那个世人皆知的讨论：底层人能说话吗？斯皮瓦克的结论是底层人不能说话，尽管批评家们做了很多研究和讨论来反对和质疑斯皮瓦克的结论，但过去三十年的全球资本化已经证明：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时，底层人在政治上确实是被边缘化的，这就弱化了对斯皮瓦克的质疑。正是出于这种意义，我们需要跳出后殖民理论框架来讨论“底层”的概念问题：为何用“底层”这一措辞来讨论《那儿》所代表的文学现象？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是与后殖民理论中的意思一样？如果不是，那么在当今中国，应该如何定义和理解这个意思？
在薛毅和刘旭《有关底层的问答》中，刘旭首先提及葛兰西对“底层”一词的使用及其革命内涵，然后指出，这一概念已经演变为一个学术性概念①。薛毅进一步阐述了“底层”如何演变为一个抽象的、非历史性的概念，并且因此失去意义。我同意薛毅的说法，但如果我们把“化”字加到“底层”后面，变为“底层化”，那么“底层”的概念就不是抽象的，就可以具备历史意义。事实上，《那儿》这样的作品讲述的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底层化的现象，而并非简单地讲述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或者聚焦谁能为底层人民的利益说话的问题。也就是说，“底层”这个概念在与“化”联用时才具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因为“底层化”指的是变化的过程——在中国，特指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变这一语境下那些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的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个意识上，“底层化”与薛毅的问题相呼应：“为什么底层人民会变成底层人民？为什么工人阶级已经落到‘臭老九’的地位而过去的‘臭老九’却被升至‘香老三’的位置？”①暂且不论是否同意薛毅所说的，但我们无法回避他问题中的历史意义。
有关底层的历史意义问题在蔡翔的散文《底层》中，已经有所涉及。这篇散文发表于1995 年，是作者对“少年时代”的回忆。那个年代尽管很穷( 蔡翔称之为“处于底层”)，但他的父母、家人和他同时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群体成员是有尊严的，不觉得受到压迫。尽管蔡翔对于“很穷”语焉不详，他还是强调那些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人们，的的确确是感受到尊严的。蔡翔沉思道：尽管当时还是很穷，但人民似乎坚信他们将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接着，作者痛惜道：今天，尽管穷人们看到他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但他们反而失去了主人翁的意识以及作为一个群体应该得到的尊严。蔡翔对于“底层”这一概念的核心思考是，如何理解当人们曾经并且仍然贫穷时，物质上的富足或缺失与尊严感之间的关系。这篇散文蕴含的复杂性在于其将“底层”这一概念和不同的历史语境及条件相连，从而引出了有意思并且很重要的问题。然而，蔡翔同时也以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方式，总结自己对于“过去穷人有尊严”的看法。因为他认为这本身其实是一种神话，这一说法便多少淡化了曾经确实有过历史意义的“人民性”，以及贫穷的工人阶级本身可以激发的潜在力。在这一点上，“底层”这个概念似乎又被重新概念化，而不是历史地处理。
然而事实上，这篇散文的中心主题指向的仍然是与历史和变化/ 转型相关的问题：如今，伴随着底层曾经并且继续盼望的物质改善，是他们集体意识的淡化，甚至是自己作为国家主人这一意识的失去。如果说蔡翔讨论的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即当“现代化神话”（以物质改善为表象) 取代了“革命神话”之际该做些什么，那么，面对这个问题，《那儿》表现的就是一个工人如何拒绝不做任何抗争就放弃信念。对朱卫国而言，他坚持自己有权利说话的理念，并认为正因为自己曾经是工人和工会主席，所以他才能够代表自己和他们的利益说话。
蔡翔所指的一个神话被另一个神话代替，以及朱卫国所拒绝放弃的，提醒我们注意到已经发生了的“去革命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诸如“劳动人民”“劳动大众”和直截了当的“工人农民”，这些用词无论如何都显得过时了。同时，随着这类用词的淡出，“底层”这一措辞开始出现并被使用。这种措辞的变化反映出的问题是，往往把中国的革命话语和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混淆在一起，用后者的理论框架来遮蔽各类不同社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以及实践。在后革命时期，这一混淆还对基本的和重要的革命话语和观念的边缘化起了催化作用。
现在当我们再回到2004 年发表的《那儿》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它隐含的双重的“先锋”意义：( 一)“劳动人民”的底层化及其他衍生意义；( 二)工人阶级的“代表性断裂”。这两种主题都贯穿于《那儿》之中，《那儿》不仅仅讲述了朱卫国尝试拯救他的工厂但最终失败的经历，还讲述了工人在社会上以及主观或心理上的改变。罗蒂的象征性在于这条狗和朱卫国都拒绝“被送走”。但在这个意义上，非常不幸的是，朱卫国的拒绝也最多体现在他个人的反抗上：即使在现实中他坐在前工会主席的位置上。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朱卫国的故事超越了他个人：它象征普通工人( 包括曾经作为工会主席的工人) 的底层化过程。
朱卫国上对领导下对工人的陈情的失败，更加深了故事的复杂性：一方面是“代表性断裂”，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底层化，它们同时发生。就是说，当两者同时发生的时候，它们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叙事细节也暗示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诞生。他们中的一部分正是原来工厂的官员，当工人的地位日渐式微，他们则竭尽全力化公为私，来逃避成为牺牲品或者被底层化的危险。朱卫国拒绝接受这样的巨变预示了他的悲惨结局。这个故事利用他所谓的“疯狂”来增加这一变化的悲剧性。这正是这个故事真正所要表达的：社会关系随着经济秩序的改变而改变，而发展主义价值观则使这种改变合法化。
因此作为结论，我要强调的是，“底层文学”这一文学现象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的“历史感”：“历史感”是介入今天中国诸多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转型成为现实，伴随着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转制”，大部分工人下岗，作为替代的“合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吸收大量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结合像《那儿》这样的“底层文学”和农民工自己创作的“打工文学”来看，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劳动人民在这一变化的进程中，要求并试图维护他们群体的一种言说。
原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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