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钱学森之问”

深圳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筹备办副主任赵伟教授开门见山地说：“科研和教育天生就是一体的，我认为搞科研的第一目的是培养人才，因此，依托深圳先进院建设深圳理工大学是顺理成章之举，也是我国科教充分融合的典型案例。”
 
赵伟教授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思考并回答“钱学森之问”：“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先要搞清楚问题的实质。他不是问为什么没有做出成果，而是问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一流的人才。经过几十年的思考，我认为科研活动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培养人才，出成果反而是其次。”
 
在赵伟看来，科学研究和体育运动都是吸引人才的不二法门，过去欧美的一些顶尖大学以大量的科研机会和优厚的体育发展政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者和顶尖运动员。而且，科学研究和体育运动都是激励民众、凝聚人心行之有效的窍门，看到“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并安全返回的时候，所有中国人更是感到无比骄傲。因此，科学研究不仅具有做出成果的实用性，更是实现个人突破、凝聚人心的有效途径，能激发国家和民族的无限潜能。
 
其实，许多国家和政府都把培养人才作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首要任务。赵伟回忆了他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任职期间的一段经历：“我当时担任该基金会计算机与网络分部主任，掌握较多的科研经费资源，根据基金会的总体规划，我们资助了全美200多所高校的相关项目，却引起了全美排名顶尖的大学的不满。他们选派了一个代表上门，找我要更多的经费，这个代表一进门就冲我拍桌子：‘你犯了个严重错误，计算机科学所有的重要技术，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技术等，都是我们前十所大学的教授发明的，你不应该资助200多所高校，应该把经费向我们顶尖大学倾斜。你们的资助政策完全是错误的！’我听后，没有立即回复他，而是先请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会长的回答是：‘前十名的大学确实发明了很多科研成果，但前十名的大学培养不出信息产业所需要的大量硕士、博士，我们需要200多所大学培养更多的有科学思维的专业人才，只有培养了足够多的人才，才能支撑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他的回答让我豁然开朗，美国科研资助政策其实是为培养人才所设定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多出科研成果。”
 
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和思考，赵伟教授认为科研和教育天生应该融为一体：“纵观发达国家，极少有靠计划来管理科研工作的，除非军事科技，绝大多数的科学研究都是与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对不同领域的科技需求有起有落，有时计算机技术当红，有时生物医药更热，有时人工智能受追捧，那些还没有‘热’起来的领域，需要相关专家‘坐冷板凳’。那放在大学就没关系了，‘坐冷板凳’的时候可以教书，也可以跟学生继续互动，互动过程中‘冷板凳’可能就‘坐热’了。所以我认为科研和教育天生就应该融为一体，因为教育可以为科研提供更大的场所、更宽广的余地，使科研的深入有一个回旋余地，更容易水到渠成地产生重要的成果。”
 
基于此逻辑，赵伟教授对依托先进院办深圳理工大学非常看好。2018年12月，樊建平在上海考察，赵伟教授也恰好在上海，他们第一次见面聊到筹备建设深理工的事情。由于樊建平觉得澳门大学校园设计很不错，便特意邀请赵伟教授参与深理工的建设，赵伟欣然同意。
 
2019年，赵伟还在沙迦美国大学担任副校长，他会在周末时间参与深理工校园设计的前期讨论工作。同年11月，樊建平去欧洲招聘人才，中途转到迪拜，邀请赵伟全面张罗学校的组建工作，出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
 
樊建平在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任副所长的时候，就与赵伟教授熟识，尤其赞赏他于2002年一手创办的“龙星计划”^①。近20年来，赵伟积极组织和推动中美两国科研与教育交流活动，樊建平深知赵伟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赵伟也很欣赏樊建平身上特有的豪爽与进取精神。
 

 
那天，迪拜天气晴朗，碧空万里。赵伟与樊建平站在哈利法塔上极目远眺，两人对同心协力筹建深理工的事宜达成了共识，共同憧憬着在深圳建成一所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樊建平回忆道：“赵伟曾经在美国著名大学当过副校长，这在海外华人中可谓凤毛麟角，后来澳门大学聘他当了10年校长，他是第一位经全球招聘成为港澳地区大学校长的内地华人。在他任澳门大学校长期间，经中央批准，澳门大学完成了横琴新校区建设，澳门大学世界排名从第2000名跃升为第370名。他是国际教育界的风云人物，我们能请来赵伟校长，是因为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办一所中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参与筹建深理工给了他圆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