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深圳的客侨文化：爱国爱乡，支持革命

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那便是“华侨是革命之母”。客家人因自身的颠沛流离，切身体验到战争离乱、民族灾难、国弱家贫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在“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窘境中痛切地体验到故乡故国的可贵，而将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形成可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爱乡的优秀品德。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广大客家侨胞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继承和发扬了救亡图存、爱国爱乡等优良传统，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在民主革命时期，华侨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支柱。

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成员中华侨占78%，祖籍十之九是广东的。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立时，客家青年谢逸桥、谢良牧、廖仲恺、何天炯、何天瀚等人积极参与，为推翻封建帝制做出了贡献。孙中山在国内领导的每一次武装起义，其所需经费几乎都是包括客家侨胞等爱国人士捐助的。辛亥革命前，著名客家侨领张弼士、张榕轩、张耀轩、梁密庵、胡文虎等人，出巨资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家国情怀。张榕轩、张耀轩两兄弟是梅州梅县松口人，年少家贫，辍学经商，失败后前往苏门答腊，着手经营商业、垦殖业、建筑业及金融业，后在国内投资兴建潮汕铁路，这也是我国第一条侨办铁路。张氏兄弟在辛亥革命中，捐大笔资金给孙中山开展革命。两人还在侨居地及家乡开办教育与福利事业。这些侨领、工商巨子矢志实业兴邦，在民族危难关头投身革命，彰显了客家文化中爱国爱乡的本色。

可以说，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客侨文化的显著特征。根据客家华侨华人在海内外的杰出表现，日本学者根津清专门撰写《客家：最强的华侨集团》一书，盛赞客家华侨华人为“最强的华侨集团” 。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寓海外的华侨，大多是劳苦大众。据统计，凡“卖猪仔”出去的，平均每年死亡率为20%，比同一时期当地的居民死亡率高7倍，比当地欧洲人高23—30倍。他们更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华侨中大多数是中低阶层成员，比国内民族工商业者的革命性更强更彻底。孙中山说的“十次起义”，其捐款大都出于劳苦大众及中小业主。黄花岗战死的七十二烈士，华侨占三分之一，全部为中下阶层人士。

深圳华侨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敢为人先。为配合孙中山推翻清政府，来自马来西亚的客籍华侨黄福担当“三洲田起义”义军元帅，登高一呼，奋勇杀敌；而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客籍华侨钟水养，带领妻子潘氏率领会党义士参与反清起义，痛失妻儿后杀出重围，再经香港返回檀香山。这些高举反清大旗的华侨义士，可谓铮铮硬骨、义薄云天。抗日战争时期，出身于坪山镇客家归侨家庭的曾生，创立东江纵队并任总司令，积极组织青年华侨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指挥举世瞩目的“文化大营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许多爱国华侨组成抗日队伍从海外回到宝安抗日前线，直接参加保家卫国的战争，先后有吉隆坡队、文森队、两才队、暹罗队等参加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部为培养抗日干部而创办的东宝中学，就有7位青少年参加，其中3人是华侨子弟，在学校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其中，文森队组织者官文森的家国情怀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两百年前，官氏祖先从梅州五华迁至龙岗，建立官新合村繁衍生息。清朝时官文森的父亲从龙岗到马来西亚雪兰莪古毛埠，以挖矿为生。1886年，官文森出生于这个贫苦的华侨家庭，他自幼勤奋学习，青年时便在当地政府矿务部门工作，在吉隆坡广交朋友。清朝末年，官文森加入洪门致公堂，不久又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191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官文森任中华革命党雪兰莪分部部长。

抗日战争期间，东江下游地区沦陷，官文森与侨领黄伯才等人商议，组织队伍回国抗战，以独资形式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在吉隆坡募捐到大批钱物与药品。1939年5月5日，文森队高唱着《再会吧，南洋》，在吧生港口登船，航行6天后到达香港，辗转坐船到宝安沙鱼涌，参加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直接同日本侵略者作战，充分展现出一位爱国侨领心系祖国、英勇抗日的革命精神。


早年的客家华侨历尽艰辛，漂洋过海出外谋生，有着强烈的“根”的意识，渴望将自己的血汗钱寄回故乡，尽赡养父母、养育妻儿的责任，并与故乡的亲人互通信息。由于当时海内外的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不完善，汇款与家书合二为一，成了侨批，成为华侨与侨眷之间的传递思念与关爱的载体。侨批其实不只包括银信，也包括华侨和侨眷互寄的很多物品。水客也不只是单纯“带货”，他们也经常充当初到南洋华侨的引路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年代，从水路秘密运送侨信和物品至宝安县“沙鱼涌”互换局的侨批路线，对整个广东侨乡，特别是粤东侨乡而言是一条重要的生命线。沙鱼涌是深圳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这里曾是东江纵队战斗过的地方，也是抗日战争时期营救香港文化名人的必经之地，更是广东侨乡的重要侨汇通道。当时的沙鱼涌只是一个秘密互换局而不对外营业，仅担负出入境邮件递送的任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短短几个月内先后占领我国沿海许多重要港口，并对海上交通线实行全面封锁，几乎断绝了海上交通线。但侨批局的从业者还是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从水路秘密运送侨信和物品，汇集到当时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用小火轮船转送到深圳宝安县沙鱼涌秘密互换局。经沙鱼涌互换局再转往惠阳、河源，沿东江到河源老隆、梅州兴宁，最后到达粤东各地。

1941年2月，沙鱼涌地区被日军占领。在沙鱼涌邮路被迫关闭后，日军还是没能阻挡海外侨胞与家乡的联系。1942年3月，新的生命线“驼峰航线”诞生了，成为中国至印度航线的必经之路，是中国和盟军交换物资的主要空中通道。通过这条运输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对日作战的远征军，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信件等战争物资。“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空运航线，打破了日军对中国的围困，架设了空中战争生命线。这期间，众多华侨、水客与侨批局从业者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版权声明： 本站文章已获出版方或者作者方授权，如需转载，请保留网站地址和作者信息。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于原作者，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很赞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