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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后记
作者：杨宏海 来源：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 责任编辑：yezi 2023-06-07 人已围观
我出生于客都梅州，自1985年从嘉应师范专科学校调到深圳市文化局，至今已过去三十七个春秋。可以说，我的职业生涯乃至退休之后，一直都与客家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我之所以爱好客家文化，源于家乡梅州对我的熏陶。梅州素有“文化之乡”美誉，客家文化积淀深厚。年轻时，我特别敬佩梅州乡贤、晚清爱国诗人、民俗学家黄遵宪，他的“我手写我口”的艺术主张，以及“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于让人”的文化情怀，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大学时期，我就注意随时随地收集民间史料、研究乡土民俗，这种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1985年到深圳工作后，我感到这座移民汇聚的特区新城与家乡梅州甚有渊源。历史上，深圳客家人占人口总数约百分之六十，众多客家原住民的祖先来自我的家乡梅州。这令我想起黄遵宪“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的诗句。这群几百年前来到滨海的客家人有许多是我的同乡前辈，他们为早期开发深圳东部做出了重要贡献。每当站在鹤湖新居、大万世居以及凌氏宗祠面前，一种敬畏之心与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
最早引起我关注的是深圳的客家山歌。本来梅州是“山歌之乡”，讲起客家山歌，梅州人总带有一种自豪感，但到深圳后，我的这种优越感有了改变。我发现这里的山歌种类繁多，有客家山歌、咸水歌、龙岗皆歌、大鹏千音歌，还有东江纵队革命歌谣。其客家山歌与梅州各有精彩，但深圳山歌除了种类繁多之外，其历史包容量更大。如一首流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山歌：“深圳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逃外，村里只剩老和小。”这首山歌披露了“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边防”，致使田园荒废、经济落后，卫生条件极差，青壮年纷纷逃向香港谋生，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剪影。一首山歌就能写出一个时代，这真令我感到震撼！
1987年，我发起创办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担了搜集民间歌谣等“三套集成”的工作，让我有机会深入深圳民间采风问俗。
对深圳客家山歌的收集整理，令我率先从民间文艺的视角进入深圳客家文化。其后，我先后被龙岗、盐田、坪山、龙华等区聘为文化顾问，让我对本土客家有了更多深入调研的机会。在龙岗的一次调研中，我得知布吉老墟有个凌氏家族，也是史上由梅州迁徙至此的移民。这个家族秉承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理念，几代人发愤读书，改变了命运。整个家族产生了二三十个留学生，涌现出像凌道扬这样的历史名人，成为深圳当年最大的书香世家。
实践使我明显感到，同为客家，深圳与梅州“同中有异”。深圳这里是“滨海客家”，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特质，非常值得研究。这就是我最早萌发对“滨海客家”研究的动因。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深圳被误认为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是“文化沙漠”。而我在采风问俗进行文化调研过程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地处南海之滨的深圳，因海而生，向海而兴，不仅不是“文化沙漠”，反而具有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内涵。源于清朝初年“迁海复界”事件，大批客家人响应清廷号召奔赴新安县开荒垦殖，逐渐形成了“滨海客家”群体，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我在研究中梳理总结出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六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罗瑞凤、赖恩爵、凌道扬、郑士良、黄福、曾生、袁庚、陈烟桥等重要的历史人物。通过这三百多年深圳客家历史的“地脉”“人脉”与“文脉”，即可看到深圳比较厚重的历史，揭示出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深圳人对中国近代以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让“滨海客家”获得一种气吞山河的底蕴与锐气。这段历史，足以让每一位深圳人感到自豪！
有感于此，我邀约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同人杨耀林、安国强与工作室学术助理吕莉等人共同对此进行探讨。其中，深圳博物馆原馆长杨耀林研究员，长期从事深圳考古和地方史研究，很早就关注“从山区来到滨海的客家人”，曾参与撰写《南粤客家围》《客家围屋》等专著。现任深圳市坪山高级中学校长的安国强，长期从事客家历史研究，曾出版《客家大迁徙》专著。吕莉是热心本土文化的“新客家人”，作为工作室学术助理，一直认真收集资料并做研究。2021年，深圳市龙岗区委、区政府成立鹤湖智库，在国内聘请各方面的专家加盟其中，助力龙岗文化建设。我有幸作为特聘成员，向智库提出“将龙岗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滨海客家文化交流基地”的建议，并承担《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重点科研课题。我在工作室内组成了写作组，指定有关作者承担撰写任务，具体内容和分工如下：
第一章 绪论：“客家学”的新思考（杨宏海）
第二章 滨海客家的迁徙路线（安国强）
第三章 滨海客家的深圳故事（杨宏海）
第四章 滨海客家的客侨文化（吕莉）
第五章 滨海客家的人文脉络（安国强）
第六章 滨海客家的建筑特色（杨耀林）
第七章 滨海客家的民俗风情（杨宏海）
第八章 滨海客家的艺术创新（吕莉）
第九章 滨海客家与人文湾区建设（杨宏海）
并特邀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首席专家杨耀林研究员为本书作序。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进行多次讨论，大家认识到，客家人分布在全球各地，区域性差异很大。同为客家，粤东与赣南、闽西就存在很大差别，而山地客家与滨海客家也有不同。客家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对客家文化研究也要进一步拓宽研究空间与视野。“滨海客家”命题的提出，就是应客家文化全方位研究的需要而提出的。
同时，大家也认识到，“滨海客家”研究作为“客家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涉及面广，是一个系统工程。抛砖引玉，我们只能先从狭义的角度着手研究，即：时间上从康熙八年（1669年）深圳地区正式复界开始，包括滨海客家人三百多年的开辟史和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史；地域上则着重深圳市地域，兼及香港、惠阳、东莞等历史上的惠东宝民系共同体。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强劲春风吹拂大地，一个新的海洋时代正阔步而来。“人文湾区”是大湾区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任重而道远。加强滨海客家研究，以史鉴今，融通古今，对于坚守文化根脉，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弘扬深圳人文精神，助力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虽然面对研究资料少、时间紧、难度大等各种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合力、通力合作，“滨海客家”研究一定可以为“人文湾区”建设添砖加瓦，为“客家学”研究开辟新的天地。
在编纂此书的过程中，得到龙岗区委宣传部、龙岗区文广新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亦得到诸多专家同人的帮助。福建师范大学闽台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谢重光教授，深圳大学文化产业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建新教授，梅州《梅州侨乡月报》总编辑刘奕宏先生百忙中拨冗阅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深圳出版社教育分社副社长张晶莹、编辑曾鑫为全书的设计做精心策划。深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童志雄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摄影师秦军校、万磊、宋凯、钟致棠、陈武远、王文舵提供宝贵图片。鹤湖罗氏后人、作家罗敏军，深圳图书馆温雪芳以及深圳广电集团《深圳非遗》节目组、大芬美术馆、观澜版画村、甘坑客家小镇热心提供相关资料，还有颜爱红、李志鹏、温燕青等人在文稿录入、校对梳理等方面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杨宏海
2022年9月28日
我之所以爱好客家文化，源于家乡梅州对我的熏陶。梅州素有“文化之乡”美誉，客家文化积淀深厚。年轻时，我特别敬佩梅州乡贤、晚清爱国诗人、民俗学家黄遵宪，他的“我手写我口”的艺术主张，以及“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于让人”的文化情怀，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在大学时期，我就注意随时随地收集民间史料、研究乡土民俗，这种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1985年到深圳工作后，我感到这座移民汇聚的特区新城与家乡梅州甚有渊源。历史上，深圳客家人占人口总数约百分之六十，众多客家原住民的祖先来自我的家乡梅州。这令我想起黄遵宪“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的诗句。这群几百年前来到滨海的客家人有许多是我的同乡前辈，他们为早期开发深圳东部做出了重要贡献。每当站在鹤湖新居、大万世居以及凌氏宗祠面前，一种敬畏之心与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
最早引起我关注的是深圳的客家山歌。本来梅州是“山歌之乡”，讲起客家山歌，梅州人总带有一种自豪感，但到深圳后，我的这种优越感有了改变。我发现这里的山歌种类繁多，有客家山歌、咸水歌、龙岗皆歌、大鹏千音歌，还有东江纵队革命歌谣。其客家山歌与梅州各有精彩，但深圳山歌除了种类繁多之外，其历史包容量更大。如一首流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山歌：“深圳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逃外，村里只剩老和小。”这首山歌披露了“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边防”，致使田园荒废、经济落后，卫生条件极差，青壮年纷纷逃向香港谋生，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这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剪影。一首山歌就能写出一个时代，这真令我感到震撼！
1987年，我发起创办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担了搜集民间歌谣等“三套集成”的工作，让我有机会深入深圳民间采风问俗。
对深圳客家山歌的收集整理，令我率先从民间文艺的视角进入深圳客家文化。其后，我先后被龙岗、盐田、坪山、龙华等区聘为文化顾问，让我对本土客家有了更多深入调研的机会。在龙岗的一次调研中，我得知布吉老墟有个凌氏家族，也是史上由梅州迁徙至此的移民。这个家族秉承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理念，几代人发愤读书，改变了命运。整个家族产生了二三十个留学生，涌现出像凌道扬这样的历史名人，成为深圳当年最大的书香世家。
实践使我明显感到，同为客家，深圳与梅州“同中有异”。深圳这里是“滨海客家”，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特质，非常值得研究。这就是我最早萌发对“滨海客家”研究的动因。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深圳被误认为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是“文化沙漠”。而我在采风问俗进行文化调研过程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地处南海之滨的深圳，因海而生，向海而兴，不仅不是“文化沙漠”，反而具有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内涵。源于清朝初年“迁海复界”事件，大批客家人响应清廷号召奔赴新安县开荒垦殖，逐渐形成了“滨海客家”群体，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我在研究中梳理总结出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六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罗瑞凤、赖恩爵、凌道扬、郑士良、黄福、曾生、袁庚、陈烟桥等重要的历史人物。通过这三百多年深圳客家历史的“地脉”“人脉”与“文脉”，即可看到深圳比较厚重的历史，揭示出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深圳人对中国近代以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让“滨海客家”获得一种气吞山河的底蕴与锐气。这段历史，足以让每一位深圳人感到自豪！
有感于此，我邀约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同人杨耀林、安国强与工作室学术助理吕莉等人共同对此进行探讨。其中，深圳博物馆原馆长杨耀林研究员，长期从事深圳考古和地方史研究，很早就关注“从山区来到滨海的客家人”，曾参与撰写《南粤客家围》《客家围屋》等专著。现任深圳市坪山高级中学校长的安国强，长期从事客家历史研究，曾出版《客家大迁徙》专著。吕莉是热心本土文化的“新客家人”，作为工作室学术助理，一直认真收集资料并做研究。2021年，深圳市龙岗区委、区政府成立鹤湖智库，在国内聘请各方面的专家加盟其中，助力龙岗文化建设。我有幸作为特聘成员，向智库提出“将龙岗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滨海客家文化交流基地”的建议，并承担《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重点科研课题。我在工作室内组成了写作组，指定有关作者承担撰写任务，具体内容和分工如下：
第一章 绪论：“客家学”的新思考（杨宏海）
第二章 滨海客家的迁徙路线（安国强）
第三章 滨海客家的深圳故事（杨宏海）
第四章 滨海客家的客侨文化（吕莉）
第五章 滨海客家的人文脉络（安国强）
第六章 滨海客家的建筑特色（杨耀林）
第七章 滨海客家的民俗风情（杨宏海）
第八章 滨海客家的艺术创新（吕莉）
第九章 滨海客家与人文湾区建设（杨宏海）
并特邀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首席专家杨耀林研究员为本书作序。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进行多次讨论，大家认识到，客家人分布在全球各地，区域性差异很大。同为客家，粤东与赣南、闽西就存在很大差别，而山地客家与滨海客家也有不同。客家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对客家文化研究也要进一步拓宽研究空间与视野。“滨海客家”命题的提出，就是应客家文化全方位研究的需要而提出的。
同时，大家也认识到，“滨海客家”研究作为“客家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涉及面广，是一个系统工程。抛砖引玉，我们只能先从狭义的角度着手研究，即：时间上从康熙八年（1669年）深圳地区正式复界开始，包括滨海客家人三百多年的开辟史和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史；地域上则着重深圳市地域，兼及香港、惠阳、东莞等历史上的惠东宝民系共同体。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强劲春风吹拂大地，一个新的海洋时代正阔步而来。“人文湾区”是大湾区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任重而道远。加强滨海客家研究，以史鉴今，融通古今，对于坚守文化根脉，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弘扬深圳人文精神，助力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虽然面对研究资料少、时间紧、难度大等各种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合力、通力合作，“滨海客家”研究一定可以为“人文湾区”建设添砖加瓦，为“客家学”研究开辟新的天地。
在编纂此书的过程中，得到龙岗区委宣传部、龙岗区文广新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亦得到诸多专家同人的帮助。福建师范大学闽台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谢重光教授，深圳大学文化产业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建新教授，梅州《梅州侨乡月报》总编辑刘奕宏先生百忙中拨冗阅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深圳出版社教育分社副社长张晶莹、编辑曾鑫为全书的设计做精心策划。深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童志雄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摄影师秦军校、万磊、宋凯、钟致棠、陈武远、王文舵提供宝贵图片。鹤湖罗氏后人、作家罗敏军，深圳图书馆温雪芳以及深圳广电集团《深圳非遗》节目组、大芬美术馆、观澜版画村、甘坑客家小镇热心提供相关资料，还有颜爱红、李志鹏、温燕青等人在文稿录入、校对梳理等方面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杨宏海
202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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