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之“非”

“非虚构”的名目自《人民文学》2010 年2 月推出以来，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是年底已有五百余人加入“非虚构”项目的写作申请( 全名系“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一个庄严、响亮的称号)。虽不能跟“超女”式的火爆反响相提并论，但在落寞的文坛亦可算是提振人心的事情，如果不是“自慰”的话。

“非虚构”的设置，原本是为了容纳韩石山的自传《既贱且辱此一生》。这一半路杀出、“浑身长刺”的作品无法并入《人民文学》已有的栏目，而另立“自传”的“临时抽屉”，又太不醒目、经济( 栏目的立名岂能搞得像“一次性针头”？ )，它跟刊物的风格似乎也有“冲克”。于是，编者在作品和刊物宗旨间找了一个公倍数，“非虚构”的“乾坤袋”由此出炉。之后任何对“非虚构”的解释和理论支撑都不应忽略这一“经济”的原点。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其媒介捆绑在一起。所谓文学的独立品格，只是相对而言的。探讨“非虚构”的内涵和意义，亦不例外。在当下市场求新趋异的语境中，人们对“非虚构”的关注，掺杂着“概念消费”的意味。有人指出，“非虚构”绝非崭新的词语，它兴起于20 世纪60 年代的美国，又称“新新闻报道”，但这一舶来语对中国读者尚有陌生化的剩余价值。特别是在被《人民文学》这样的“国刊”征用后，“非虚构”更带上了郑重的承诺意味：一种新的严肃的文学理念？抑或重大题材？如同精简的、直指人心的广告，“非虚构”提纲挈领地调动、引导着读者的体验，以致在进入具体的作品之前，读者已预支了某种情绪与快感。

笔者并无贬低“非虚构”的意思。事实上，这一灵机拈来的语词的确把握、击中了某种需要。质言之，“非虚构”给人真实的暗示与兴奋，它让人想起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之类。虽然编者极力要让“非虚构”从后两者的牵绊中挣脱出来，但理由并不充分。就已推出的“非虚构”作品而言，将它们归入报告文学实无不妥。说来，《人民文学》与报告文学颇有渊源，历任主编中，王蒙、刘心武、刘白羽、程树榛、韩作荣都是创作报告文学的能手。新时期初，《人民文学》刊发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1985 年，刘心武的《5.19 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引起轰动。以此看“非虚构”的出现，也就并不全然是借鉴与构造，灵机闪现的背后是承续历史的无意识冲动。

把“非虚构”与《人民文学》结合起来，能解释某些问题：为什么类似“非虚构”的栏目在别的刊物上没有像在《人民文学》这里进行得相对顺利？抛开概念的“提携”，焉知没有历史记忆、政治品性的作用？纵观《人民文学》刊登的报告文学，除了这一文体通常具有的直截热切的社会介入性、敏感鲜明的问题意识之外，还渗透着一个重要特点，即对现代中国的整体想象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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