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之“非”

《哥德巴赫猜想》体现了以陈景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的热忱及否定“文革”的“新时期”逻辑，《5.19 长镜头》折射出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 刘心武试图从青年滑志明当日的情绪流中来解释那场关涉国家声誉的“5.19”惨败与球迷泄愤)。目前对“非虚构”的认识一直纠缠在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上，在我看来，“非虚构”名下的作品有一种“回归”的倾向：通过强化国家与民族叙事，对当下已走向疲软的个人化写作予以纠偏，这当是所谓真实与虚构角逐、较真的焦点与内在动力之一。从部分“非虚构”作品的题目——如《中国，少了一味药》《中国在梁庄》( 以下简称《梁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我们已能感受到这一点。而反响较大的也恰恰是这类带有中国叙事与“抱负”的作品。另外，乔叶的《盖楼记》写农村民房拆迁的纠纷，南帆的《马江半小时》写近代史上的马江战役，贾平凹的《定西笔记》记述自己在中国“苦焦的地方”——定西的行走，或隐或显都闪烁着“中国问题”的焦虑。在《人民文学》的编者按语中，关于“非虚构”使用了一个词：“吾土吾民”，从中不难察觉创作与期刊间的“呼应”。它们彼此澄清，相互激发，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上述“非虚构”作品链接在《5.19 长镜头》之后。这当是《人民文学》引领文坛的“杰作”了，虽然它实际仅有部分的效力。

在《人民文学》与创作者之外，考察“非虚构”还有一层因素不容忽略，即大众的阅读口味：那带有猎奇心理的对信息与真实的偏好；可以有点思考，但深刻不要，最好一看即懂。这种趣味自非天成，图像媒介的“直击”与“洗脑”功不可没。打开每日的电视新闻，战争、灾害、死亡、暴力是重头戏，它们给人一种错觉：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坏消息。这恐怕亦是真实的禀性、精粹或“高级形态”？目下备受欢迎、有泛滥之嫌的纪实节目延续、发扬了上述真实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历史、疑案的追踪。对比“非虚构”名下的作品，能感觉到纸面文学向新闻、图像媒介的倾斜，如内容的近似、对负面信息的敏感(《梁庄》的章节名就像新闻标题的罗列，如“老贵叔：砖厂是老百姓遭殃的铁证”“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确有视觉的冲击力)，对边远、落后地区( 如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中的上饶，李娟《羊道·春牧场》中的阿尔泰，王族《长眉驼》中的托拜阔拉沙漠草场) 的热忱……似乎非如此，便够不上“非虚构”/ 真实的档次。( 什么时候我们的真实开始跟浑然的生命脱节，成了一个可以内部区别的等级概念？ ) 此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非虚构”作品强调和引以为傲的“行动者”“在场者”( 亦即叙事人“我”)，其功能相当于镜头：“我”永远无法走进被采访者的内心，所谓的“交流”形同虚设。慕容雪村那富含表演性的传销卧底经历便是证明(《中国，少了一味药》)。他对传销者的呈现恰如镜头对人的赏鉴：“是个稀罕题材，收视率应当不错。”很难感受到作者对底层传销者的真切关注，相反，厌恶和歧视是流露最多的情绪。对话在“瞒与骗”的技艺中展开，仿佛镜头对人的诱导( 让其做出希望的漫画姿态)。

《梁庄》亦有类似的问题。这是“非虚构”名下最受公众认可的作品。曾有人问：倘若《梁庄》发表的时候不叫“非虚构”，还会取得现在的反响吗？这是一个相当尖锐的设问。我们发现，作者对梁庄的观照大多是单向的摄取，其洞察缺少相应的“对视”，特别是那类含有落差、对抗与挑衅意味的反向探询。村民在面对“我”的笔录或录音时，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了解自己“声音”的用途么？当“声音”付诸文字后，他们是否还有申述的余地( 特别是当“我”公开了——自然谈不上出卖——他们的隐私、秘密时) ？透过村民对“我”的“敞开心扉”( 凭什么？ )，幼时好友菊秀对“我”单纯的羡慕( 绝无妒忌、揶揄或“揭老底”之类不良之想)，以及县委书记对“我”的大力支持( 作品未交待“我”是如何获得这种“支持”的)，能感受到含蓄却坚执的自我秩序的营构。作者曾声称这是“一种谦卑的行动写作”②，但老实说，叙述人与村民的地位并不平等，她是矜持、优越而精英化的。一个从京城归来、中规中矩又富于同情心的大学教师，一个“荣归故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其言行举止让人想到不无范式的“镜头人格”( 恕我直言)：“责任”明确，扁平客观，又自我绝缘、严密保护。《梁庄》总体未跳出鲁迅《故乡》的启蒙模式，虽然作者以直录的方式让“人民”发声了，然而“人民”所道的内容与显露的思维却能大体完美地塞进启蒙视角所预期的、蒙昧落后的结构性框架。作者对梁庄/ 中国的描绘、布局带有纪录片的扫描、提炼与体系的味道：从宏观到微观，从乡村政治到“救救孩子”，从理想青年到“成年闰土”，力图以点带面。看不到性格丰满的村民，每个人都以其震撼、深刻的人格侧面为记录、采写的整体性默默做着贡献。不用太多改动，便可将《梁庄》文本转换为纪录片的脚本。有剧目( 那带有新闻意味的醒目标题：“遭殃的铁证”“救救孩子”“我不想死”……哎哟，是祥林嫂的苦戏么？瞧瞧去！ )，有声音( 这可是原汁原味的乡土中国的诉说！底层，边缘！ )，有议论( 穿插在“人民”声音中，像纪录片的“画外音”。不错，省得琢磨了)。从一开始，梁庄之行便注定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始于写作，终( 忠？ )于写作。结尾出现母亲的坟并非偶然，它表明作品内里的气度远不如它的名字“中国”那般廓大与博爱，只是一趟孤独、漂浮、自慰的行旅。抛却由母亲表征的家庭与血缘情愫，梁庄/ 中国与“我”还有什么瓜葛、牵系？

以上分析旨在表明：“非虚构”是在《人民文学》、创作者以及大众趣味合力作用下的产物，其内里系“利益”的调适与妥协。鉴于《人民文学》的“国刊”身份，或许可以这样表述，“非虚构”的出炉，乃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大众在文学领域的一次成功合作，利益的“交集”或曰合作基点，即前文所述的“中国叙事”：《人民文学》于此看中的是“正统”风格的延续，对文坛( 尤指市场语境下个人写作的无序化) 的干预；知识分子则趁机重建启蒙身份，投射、抒写久违的启蒙情致；大众在此欣然领受有“品位”的纪实大餐。三方皆大欢喜，“吾土吾民”就这样被“合谋”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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