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之“非”

关于知识分子在“非虚构”中的利益诉求，“启蒙”的描述尚嫌宽泛了些。确切地讲，知识分子需求的核心，乃是“跨界”言说的能力与权力。南帆对历史的去蔽、推测乃至重新编码(《马江半小时》)，便是一例。“回溯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虚幻不实的感觉时常缠绕在我的叙述之间，挥之不去。我不时试图与这种感觉搏斗，力争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版本。我曾经认为，巨大的历史距离吞没了种种日常生活气息……因此，马江之战若即若离地浮动在远方，无法精雕细刻。”在这里作者道出了还原或结构历史的一个基本准则，即日常化，或曰世俗化。这种精神在“非虚构”系列中是一种未曾明言的共识。《马江半小时》里遍布着“我相信”“我猜想”“我期待”“突然想到”以及“恐怕”“否则”等字眼，这让人联想到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时的关键词：“很可能”“极有可能”，它们的反义词是“不可能”“没有可能”。且不论南帆对历史还原的结果真实与否，至少他实践了强悍的主观分析与智性扩张的愿望。这想必也是作者考证马江战役的兴奋所在：把严肃规整的历史叙述转变为个人化的智力挑战与游戏，但一味的逻辑推衍亦有单调、不透气之虞。在此，“中国”的意义相当于言说的版图，一个可供智性驰骋、游刃的宽广疆域，其存在已被对象化、客体化了。念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信仰与皈依，变化之大让人感慨。而又恰是这种“对象化”的“中国”的存在，成为“非虚构”作品中个人言说及物性的明证。

仍以《梁庄》为例，梁庄之行本含有自我寻根的意味。依照作品前言里的说法，它源于对当下工作的怀疑：“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这“虚构的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作者冀望重建与现实、大地和心灵的关系。 ( 贾平凹的《定西笔记》亦有类似的交待，叫“接接地气”。) 但她并未沿着初心的设定深入下去，而是避重就轻地来了一次话语转换：从讲求严谨、逻辑而难免压抑的学术八股中暂时竦身，转向兼具抒情、议论和社会调查的“四不像”文体，好比从夹脚的舞鞋陡地探进泡沫拖鞋，自由、适宜了不少。然而在将“中国”切片化、问题化的过程中，仍然能感觉到作者极力否定的“当下工作”的惯性，那研究、论议、综合的语调和气息，便是证明。如果说以前的“言不及义”乃是因为所用的多为二手材料或者仅是抽象的概念推衍，那么这回的例证可是“真人”采风，有直录的夹带方言的“声音”为据！这或许便是“言及于义”的真谛( 真实) ？

这种带有后现代意味的体式杂糅或曰“跨文体”现象，在“非虚构”中并不罕见。另一明显的例子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 以下称《南方》)。该作荣获2010 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并摘得了第三届深圳原创网络文学拉力赛非虚构文学的桂冠。《南方》的优点在其外形的别致，它以词条的方式将打工族的南漂生活串联起来。如“摆地摊”“流水拉”“老乡”“打卡”……可惜只能远观难容细品。每一个词条下都是一篇多调叙述的杂感或随想。于震撼人心的第一手记录( 包括事件和声音) 中，间入作者的思考及自身复杂艰辛的经历，语言平滑、流丽，然而说的大多是常识，一种精致的泛泛而谈。譬如，在“电子厂”词条下，作者写道：“在这样的女儿国里，青春变成了一道纯粹的靓丽风景。在流水拉下埋头做事时，工作服里裹着那裹不住的绿色青春，仿佛工业齿轮缝隙里的花瓣。”在“老乡”条目下，又有这样的话：“老乡是一个出门在外的生词，一双漂泊异乡的布鞋，一顶土祠或公社时期的破草帽，一粒临时抵御乡愁的安定药。但是这个生词永远回不了家，这双布鞋已经走在千里之外的路上，至于这顶破草帽是否挡住了他乡的风雨呢？如今人们对这粒安定药也产生了更多的抗药性。”这话自是打工一族说不出口的，底层草根的生活经由这种文绉绉的诗语警句式的转译，似乎有所“升格”，但隔膜反而更深了，我指的是打工者那被看的对象化状态。打工的生活大多实际、灰色而无奈，但在《南方》中却成了用来遣词造句、激发诗语的源泉、鹄的，这实在有些讽刺。虽然作者适时地表达了关切之情，但仍抹不去整体的造作印象与隔靴搔痒之感。把《南方》看作一长篇杂感倒也罢了，若非说这是一篇“非虚构”的底层呈现，笔者着实不敢苟同。不客气地讲，萧相风根本没有找到切入打工者的调门，整部《南方》就像中学生或文学青年拿腔捏调、拼凑美文的习作或练笔。

想到20 世纪90 年代学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所作的潇洒转型。无独有偶，萧相风亦坦陈是从“散文的角度来审视‘非虚构’文体”的。与《南方》《梁庄》相比，在《文化苦旅》中，同样是远行( 那时没有“非虚构”，叫“文化大散文”)，同样是“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文化苦旅·自序》)，如果说《文化苦旅》显示了知识分子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亲善、合流，那么《梁庄》的表达亦有类似的味道。感伤的( 自我) 回忆，痛切的( 梁庄/ 中国) 陈说，亲历的刺激，都让人产生如是联想，它们平易而不无煽情。我把《梁庄》《马江半小时》等一类作品看作知识者在反拨刻板的学术体制中的一个次生产品。《梁庄》虽然延续了某些智性的特质，但思考已然泛化、浅近。它嵌套在一个基于倾吐、释放的虚脱抒情的外壳中，成为身份与“品位”的提示。一次带有大众风格的言说尝试。所谓重建自我与现实、知识与生活的关联，说白了，即面向大众发言。听得懂、有共鸣是必要的基础。而“中国”( 题材) 则是提请公众注意的起点，我们于此达成“共识”。

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回到梁庄之类的“行动”或“中国叙事”的凸显，视为边缘化的人文知识分子为自身创造公共空间、以重返社会中心的努力。读者对《梁庄》的接受，除了内心不自觉的图像审美习惯的延伸之外，作品凸显的端严合矩、指点江山的自我形象符合民众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格式化想象、期许，亦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突破僵化狭隘的学术限制，追求“越界”言说方面，《梁庄》自有其意义，但似乎也仅限于此。一种形式的突围或风格的“换挡”“拼贴”，以此来扩张自我，抚慰和充实当下“虚构的生活”。至于风格变换指向的内容，却并非重点( 至少不像看上去那般重要)，它可文化、可历史、可中国、可底层……套用诗人韩东的话，一切到语言( 风格)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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