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之“非”

“非虚构”的成功在于它对真实的暗示与提倡，但这亦是它最大的问题。

“非虚构”的作品中，大都盘踞着幽灵般的“看”的意识形态。看民工、看梁庄、看历史，贾平凹的《定西笔记》亦是从自我游历的角度来理解和契合“非虚构”的主张的。老贾到定西，有名家私访的意味。他在此采撷了一串散落的传统中国的符号：农具、牲畜、酸面……至于定西的整体面貌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能肯定的是，它不像贾平凹渲染的那样富有情调。那种士大夫般的欣赏、回味及随遇而安，只有固着、停驻在游客的身份与“看”中方能得到。这是一个极难跨越的门槛，再进一步，贾平凹那落拓不羁的风格恐怕要崩溃了吧。看来，我们的写作、欲望、空虚都需要“看”来充实与搅动。“非虚构”极力标榜的“行动”，可化约为“看”。大家跟“我”来看“中国”、领略“真实”吧——“非虚构”主张的“魅力”就在于此。至于“看”的方式，却是被忽视的。

把“看”与“真实”剥离开来，是“非虚构”最大的误导。它建立在物化的真实观上，显示了文学在读图时代向图像媒介的趋附。然而真实，并非最终给予的什么触目惊心的事件，却恰是给予和敞现本身。它充满个性与偶然，“在场的有限性”即由此而发。不难体会，真实最终是指向自身的。说到底，个人只能对他的敞现行为( 即“看”) 负责。为了抵达真实，他不得不跟自我的有限性( 如生活、审美的习惯，思维定式等) 进行抗争。“有限性”存在与否，是判定“在场”或“行动”效力的最终依据。不是客串、猎奇、制造噱头或简单的目击，真实的彰显与自我有限性的发掘成正比，二者乃是一个过程。至于结果，系自然涌出，不在自我支配的范畴。而假如结果是可控制的或直接呼应了某种潮流式的需求，那么这种真实的品质当值得怀疑。

由此打量“非虚构”中的作品，大多中正平庸。印象最深的，要属乔叶的《盖楼记》。叙事人没有镜头式地旁观，她深深卷入了乡下姐姐的盖楼谋划。作者在该篇的创作谈中写道：“我想尽量客观地裸露我所看到的事实，还有事实中的我自己。”这是笔者见到的对“非虚构”的“在场性”与“行动性”最质朴、智慧的表达。其中裸露“事实中的我自己”，触到了“非虚构”的关键与脉门。《盖楼记》虽算不上震撼之作，但感觉比其他作品真实得多。在场者的“活泼”，她的介入性，以及对己对人一视同仁的“裸露”，都深谙真实的意味。有意思的是，《人民文学》没有把《盖楼记》纳入严格的“非虚构”系列，而是特为其开列了一个“非虚构小说”栏目，它是想以“小说”公认的虚构品质为“我”的介入行动“遮羞”吗？这似乎也反证了“非虚构”作品中“在场者”不言而喻的正面性，对所谓“真实”的揭示，当以不触动这种正面性为宜。在此，《梁庄》似乎更接近《人民文学》“非虚构”的“本义”。质言之，“非虚构”的真实，是对外不对内、对人不对己的。“在场”或“行动”，以超离的、宝藏自我的“客观”方式进行。这让“非虚构”写作跟书斋中的闭门造车并无本质的不同。采风来的“吾土吾民”的“声音”如同援引的脚注，或用以敷衍、铺陈观念的例证，是一种确凿的幻象与修辞。

有人说，“非虚构”的盛行，意味着虚构的贬值、文学性的失落。在我看来，文学性的失落恰与目下错误的、追求眼球经济的真实观的泛滥密切相关。换言之，真正的文学性与虚构，是奠基在敞现意义的真实上的。撤掉对敞现的琢磨与自我抗争，虚构则或沦为空谈，或陷于表演，更遑论“非虚构”？前文曾述及虚构内涵的贬义化。人们之所以会对虚构产生反感、厌腻的情绪，虚构与自我反思、抗争的分离，应该是最核心的原因。一种被抽去了根基的虚构，它的感染性、生命力连同与之而来的文学性，都可想而知了。

想起张辛欣的《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以下称《北京人》）。1985 年，当这部大型口述实录的部分文本在《收获》《上海文学》等五种期刊同时推出时，曾让不少喜爱张辛欣的读者哗然。他们认为这是张辛欣浪费才华与智慧迷失的产物，评论界对《北京人》的热议集中于“《北京人》是否属于文学”“虚构与纪实的关系”两方面。今日关于“非虚构”的争论大部分已在那时“预演”过了。相比而言，当时的人们对文学、虚构尚抱有神圣的感觉，认为口述实录之类的新闻纪实手段是对“文学纯洁性”的伤害。而“非虚构”则是文学地位边缘化后文坛的自我提振与炒作。今天看《北京人》，仍旧为张辛欣的勇气感动。美国的金介甫认为：“《北京人》是张辛欣发展现代派意识的一部作品。”我把张辛欣前期的心理小说与《北京人》视为一体，二者统一于作者逼近生活真相的探索。或者说，纪实乃是张辛欣对虚构虔诚之至的结果。和今天同类的“非虚构”作品比较，《北京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虎虎生气和去体系化。作者不以任何特定的民族理想或自身观念为轴心，甚至不拘泥于任何特定的时代或社会经验，但还要试着去把握它。这分明是在挑战自我，挑战自己的虚构极限，张辛欣真的豁出去了。假如承认没有什么摆在那里的真实，真实均有赖于主体的发现和叙述，那么，就不存在什么“非虚构”；“非虚构”本身，即是一个假设与虚构。

有个问题一直被忽略：为什么我们本能地觉得写“中国”要比写个人更真实？我想，这不是什么真实的教条或对个人的压抑，而恰恰表明真实的伦理性：这是一个内含集体信仰与个人修持( 或曰自我克制) 的概念，并非时下想当然的景观或图像的敷衍、铺陈与拷贝。感觉写“中国”比写“个人”真实的原因就在于此，它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味相通。换言之，真实指向自我与他人那已被忘却的牵系与“命运与共”。为了抵达这种状态，个人必然对自我、私情( 广义的) 有所克制。恣情轻松的表达很难彰显真实，真实的言说总带点滞涩( 自我修持、克制的痕迹)。这种“命运与共”的真实论调听来可能有点怪异。怪异感的产生，跟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熏陶分不开。我们只知道自己，仅晓得一个“我”，却忘记了人本是相互依存的动物，遗忘了人性的彼此向往与缠绕。其实哪里找得到一个特异的“我”呢？无论语言、需求抑或情绪，“我”的或用来界定“我”的特质都能在他人那里找到相应的部分。佛家一直讲“我”与他人是一体，这并非神话或单纯的信仰，实在是人类真实的生存样态。利益将人心和人性隔绝开来，我们对此虽然也痛楚，却殊无怪也。

“非虚构”系列中的个人叙事与中国叙事是分裂的，它表现为内／外、诗语/ 分析、智性/ 蒙昧两种不同的笔调与人格。《梁庄》《南方》自不必说，在《中国，少了一味药》中，慕容雪村在潜入上饶传销窝点前，还煞有介事地在微博上写了一篇“遗嘱”：“消失一个月，拿老命开个玩笑，若回得来，还你一个好故事；若回不来，舍我一副臭皮囊。”说是给“读者的交代”，够酷的。一副孤胆英雄的模样，跟传销窝里的“虾米”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中国，少了一味药》究竟是要呈现传销者的生存状态，还是为了成全一个“好故事”，完成一段个人的传奇？我不想将此简单地归结为“人性的点”，话说回来，

这也不纯是作者个人的问题，它触及当下写作里“中国叙事”的根本困境。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向来淡薄，现代中国意识的崛起，实为外力冲击的结果。而当战争、民族危机、“冷战”强加的“内聚力”相继失效后，“中国”对个人还有“魅力”可言么？在讲求利益至上、等价交换的市场语境中，还有什么能与之抗衡，让个人与“中国”恢复以往的牵系？

我以为，恢复真实内在的伦理性至关重要；最切实的办法，莫过于重新认识自己：从自我切入。突破一分自我的局限，放下一分自我的坚执，便会多一分平等，多一分对他人的接纳与慈悲，以此延展到“中国”——会蓦地发现：“中国”实非外物，诚然是我之“宿命”。就像鲁迅所讲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这最末一句是否在暗示：“行动”系文学的本有之义？倘若真的存在所谓“非虚构”的话，从文学行动的角度，我想还是把它对准自身吧。

                                                                                                                                                                    原载《小说评论》2013 年第3 期
 

版权声明： 本站文章已获出版方或者作者方授权，如需转载，请保留网站地址和作者信息。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于原作者，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很赞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