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丽梅：为深圳高速公路建设奉献青春

 
钟丽梅
 
1964年出生，广东梅州人。深圳市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深圳市委常委，曾任深圳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综合部负责人，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拓展部经理，深圳市机荷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征地办主任，深圳市机荷高速公路东段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智能交通中心副主任，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五级管理职员。
 
我来深圳到如今整整30年，参与了深圳第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亲历高速公路建设的各项改革和创新，也见证了深圳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见证了深圳交通从传统管理向智能化管理的转变。如今的深圳，拥有完善的海陆空交通体系。我非常庆幸自己来到深圳，与交通结缘。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力量，也收获许多宝贵的经验，我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
 
钟丽梅：为深圳高速公路建设奉献青春
 
壹
 
1993年，为建设高速公路，深圳市政府进行了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成立了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由企业实体进行公路建设资金的筹措、建设、经营和管理，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创新之路。
 
从教师岗位进入深圳交通领域
 
我是梅州人，地道的客家人，曾在家乡当过教师。后因职业教育改革，需要一批专业教师，我被选中回大学进修，读电气技术专业，毕业后，我回到电子职业高中当专业教师，我和我的丈夫是大学同学，在同一所学校当教师。
 
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百废待兴，急需人才。30年前，我跟随丈夫来到深圳，进入深圳市运输局（现为“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客货运输中心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末，深圳外来长途客货运汽车运营比较混乱，车辆乱停乱放，长途客车在外到处拉客的现象时有发生，碰到节假日运力比较紧张时，司机还会哄抬票价，欺骗顾客并超载。缺乏统一管理，其发展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存在安全隐患。为此，深圳市运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全市规划并建设公用型客运站、成立深圳市客货运输中心，将这些外来的长途客货运汽车纳入统一进站、统一售票、统一发车、统一结算的“四定”班车管理，保证了车辆的规范化管理和运营安全，脱缰的“野马”从此被驯服了。
 
后因《深圳交通报》扩版后人手不足，领导游说我去当记者。思前虑后，我决心给自己一个挑战的机会。1990年5月，我成为一名交通报记者，其间，我到很多交通运输企业采访，给这些企业做宣传，也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对深圳交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正是基础设施大建设大发展的时候，当时深圳市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差，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因此，深圳提出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战略。1992年，在深圳市政府的主导下，市运输局完成了全市两纵三横高等级公路建设规划。过去，公路建设大多靠政府投资、事业单位建设和经营。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动辄需要十几亿元资金，要完成修建全市两纵三横的高速公路，资金缺口大，资金筹措问题凸显。
 
于是，深圳市政府提出高速公路建设“不靠政府靠市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成了当时高速公路建设的主要模式，实行高速公路建设由政府统筹规划，走市场化的道路。1992年，深圳市成立了我市第一条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即梅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由常务副市长任指挥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也正是在那时，我从交通报调到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担任综合部门负责人。
 
攻坚克难解决征地问题
 
1992年10月，深圳市首条高速公路梅观高速在龙华梅林坳正式动工。1993年10月，我们成立了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我担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当时，市政府授予公司全市高速公路建设、管理专营权，并进行全市高速公路建设投融资体制和建设管理模式的改革，采取了“一路一公司”的模式筹资、建设和运营我市高速公路。随后，我又牵头组织筹建了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第一家二级公司—深圳市梅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正式开启第一条高速公路筹资建设工作。1995年10月，梅观高速公路一期完工迎来正式通车，机荷高速公路开工。
 
1996年，由于征地拆迁工作遇到困难，我临危受命，调到深圳市机荷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任征地办主任。起初负责征地的同志是北方人，而当地人大多是客家人，双方因为语言的差异无法进行良好沟通，征地工作很难开展。为此，领导特意找到我，希望我能利用会讲客家话的优势，把局面打开。
 
当时，我负责机荷高速公路的征地，机荷高速公路整条线长44公里，涉及8800亩土地，记忆中最难开展工作的是石岩镇水田村和东莞雁田水库的插花地。老百姓对征地不理解，认为征收按征地标准换算面积有问题。因为我们征收是按照投影面积来算的，但现实中，土地是肯定有山、水、田，地上有附着物如房子、植被等，他们就认为得按斜面去算面积。由于彼此对价格、征地标准、理解都不一样，征地工作一度陷入困境没法开展。
 
为了完成任务，我在石岩镇政府整整住了半年。我们在石岩镇政府设了个临时办公室，每周我们都组织开会、家访，同时按照红线梳理每家每户地上的附着物。我边做工作，边跟他们解释：建设高速公路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还会带来土地增值，我们所征公路用地面积不到10%，村民还有90%的土地未来会增值。
 
但是这样的方式不能完全说服当地村民。最后我改变思路，用灵活的方式去处理。在前几个月，我们把各家各户地上的附着物和斜面面积都查清了，并让工程师算账。最后发现，如果按照斜面征地的话，土地附着物整个的赔偿总额跟按投影征地算出来的账相差数目不多，且在我们预算控制范围内。于是我决定，把征地价格整体包干给村委会，由村委会进行村民的青苗和土地补偿分配，村委会组织人员配合我们和国土部门人员进行红线内附着物清点和确认，我们再按规范整理资料，换算出各家各户和村集体征用土地的投影面积，征地矛盾随之迎刃而解，征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因为公路走线地形复杂，村民的地块多，不规则，地上附着物也不尽相同，征地很容易引发争议和重赔。为此，我们创造了很多办法堵漏洞。比如统计数据，留存照片、证据等，并加强了现场的管理和控制，聘请了正在施工的队伍义务进行清表，即现场每签完一家的征地协议，就让他们上去将地上附着物清理干净，使征过赔过的地块能显露出来。这样就避免争议和重复赔偿问题。我们实行签一家、清一家的办法，最后留下来的就是难啃的“钉子户”，方便我们找出问题焦点，分析偏差，针对每一个不同个体和实际，采取灵活办法一一把难题解决掉。
 
那时，我还得了个外号叫“铁娘子”。征地前我体重是140斤，一年后，我瘦了整整30斤。原来我的皮肤很白，征地期间都晒得掉皮了。这是征地给我留下的烙印—一个幸福的烙印，因为我把这个难题给啃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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