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打破常规建设一流大学，助力深圳教育改革发展

 
朱清时
 
1946年2月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化学家。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七任校长，2009年至2014年任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
 
南科大自筹建之日起，就承担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使命。小班授课、英文教学、书院制管理、理事会治校……南科大在艰难的改革中努力找寻着方向。南科大带着改革之城深圳的创新基因，是可贵的“试验田”。
 
我们深知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要教育现代化。只有教育现代化，培养出一代一代年轻人的水平才会越来越高。我见证了这4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现在享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多，远超我们年轻时候的想象。但是现在高等教育质量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要还有距离，我们非常需要提高教育的质量。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教育改革永远不能停步。
 
朱清时：打破常规建设一流大学，助力深圳教育改革发展
 
壹
 
在儿时求学期间，我常通过实践学习知识。这种经历很大程度上培养了我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也为我日后的求学之路和我所奉行的教育改革理念奠定了基础。
 
一路奋进的求学之路
 
我从小在成都长大。上初中时，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迁往四川省金堂县，我独自在成都住校。那时住校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捣腾”。我们买矿石、翻电力杂志、查线路图，最后成功用电阻电线装成收音机。于我而言，这种探索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
 
1963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来成都招生。当时高考招生很灵活，没有统一的分数线。虽然我总分不是很高，但数学考了97分，且1962年曾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一等奖，中科大老师觉得我有数学天赋，便录取了我。我非常崇拜华罗庚，一心想报中科大的数学系，但中科大只有应用数学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中国研究核武器的年代，对于物理，我也充满了渴望。思虑之下，我还是报了近代物理系。
 
1968年，我大学毕业，学校分配工作，当时有天津和青海两个地方供我选择，我琢磨着两个地方差别不大，且青海离四川近，就选了青海。后来听别人说，青海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人愿意去。就这样，我则扛起行囊，来到了青海。
 
刚到青海时，我在一间铸造厂当工人。工厂的工作很累也很危险，我们每天晚上需要烧冲天炉，把铁水烧化后倒入模型，等凝固再打开。冲天炉只要烧了一次，壁上的耐火砖就会磨损，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得爬到炉子里，把坏的耐火砖敲下来，换上新的砖，如此周而复始。后来，因数学好，我被调到供销科，当材料计划员和采购员，工作之余，我还自学英语。在厂里工作5年后，
 
1974年，我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机。1974年，为赶上世界科学发展的脚步，我国启动了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其中一个就是激光分离同位素。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热门的技术。当时其他地方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都瘫痪了，只有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以下简称盐湖研究所）受影响比较小，所以激光分离同位素的重大科研项目就放到了盐湖研究所。该研究所原有人员不熟悉这个项目，启动后从当时在青海工作的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招募一批研究人员参与这个项目。
 
当时正在工厂工作的我，听到盐湖研究所在招人，便跑去盐湖研究所毛遂自荐。经过一番考察，我通过测试，最终被录取，调入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1979年，我33岁时，作为国家重大项目的骨干，有幸被选上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我们踏出国门，不仅承载着国家寄予的希望，也代表着中国踏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初到美国，我们遇到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是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研究核物理和激光光谱学，实验室里的设备多数从没见过，我们连用途都不甚了解，更无法下手使用。设备说明书装了一柜子，要看一遍至少也得大半年，相关参考文献更像天书般难懂。加上英语口语不流利等原因，刚开始，我们还无法进入较深入的讨论。
 
按照中美协议，我们第一批去美国的访问学者应是博士后，但由于中美技术业务水平相差太大，我们之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转成研究生，从头学习基础课，但我没有转。我用自己在制造厂当工人的方法，看说明书学习各种机器，然后迅速在实践中对照。就这样，一年后，我转到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我完成了学业。
 
那时美国工资2000美元一个月，是国内的几十倍，许多人以为我会留在美国，但我没有。1982年，怀揣着对祖国的报恩之心，我从美国回到中国青海。
 
回到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后，我遇到了很尖锐的挑战和问题。由于买不起设备、研究基础差，我回来后研究工作几乎无法顺利开展。当时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是国内最好的研究所，恰好需要一批我们这样回国的人。在回国两年后，我被调到大连化物所。
 
尔后，我在大连化物所工作了10年。在大连化物所的支持下，我迅速建立起实验室。因为之前在盐湖研究所做的重大项目，后来在大连化物所做的激光光谱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1991年，我当选为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学部委员，后来改称“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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