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的“孤家寡人”

在心机深沉的清雍正皇帝看来，没有实权的内阁仍碍手碍脚，正一品的大学士地位过于崇高，对皇权仍有潜在威胁。1730年，他借用兵西北之机断然废除内阁，新设军机处取而代之。
 
军机处，由三品以上官员入值为军机大臣，随侍皇帝左右，草拟文件，传达旨意。明朝的内阁至少是皇帝的“参谋部”，清朝军机处则完完全全就是皇帝的“秘书处”了：明朝内阁尚有“票拟”权力，清朝的军机处只是皇帝旨意的记录者和传声筒；内阁大学士都是专职官员，也无固定员额和任期，有积累声望、势力的可能性，明朝中后期就先后冒出数位权倾一时，让皇帝必须依赖又有所忌惮的内阁首辅，而清朝军机大臣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都属兼职人员，进出军机处全凭生杀予夺的皇帝的一句话。
 
军机处取代内阁，标志着清朝的皇权专制极大加强。
 
据《清会典》：“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也就是说，朝会时大臣必须给皇帝施三跪九叩之礼。这个制度的推行与军机处的设立彼此呼应、相互配套：后者负责强化皇权，前者旨在神化皇权。
 
除此之外，跪叩还根据场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叫“磕响头”，就是大臣被皇帝召见、谢恩或其他重要事项时，须摘下顶戴花翎，额头叩地，叩头声必须让皇帝听到。由于匍匐在地的大臣很难判断皇帝有没有听到自己的叩头声，往往只能往死里磕。第二种叫“拜折”，就是大臣写好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以后，要对着奏折三跪九叩，才能放进报匣、呈送皇帝。第三种叫“跪奏”，奏对或商议朝政时，大臣必须全程跪着。
 
“磕响头”和“拜折”比较好应付，因为跪的时间都不长。但“跪奏”就比较麻烦，有时候奏对之事特别复杂，又或者皇帝临朝时心情特别好，就会导致奏对时间过长，很考验奏事官员的身体素质。
 
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把时年73岁的刘于义召至养心殿。年老体弱的刘于义跪得太久了，站起身时，脚下踩住了自己的官袍，重重地摔在地上，当下人事不省，很快就去世了。
 
打那以后，大臣们形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默契。皇帝问话时，都尽可能地简短回答，能少说就少说，能不说就不说，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奏对。
 
就在元、明时期中华文明因封建专制统治而衰颓之际，欧亚大陆的西岸欧洲，却浮现出了文艺复兴的束束星辰，召唤着西方近代文明的曙光。
 
顺流逆流，一进一退。三大发明在宋朝取得的划时代的突破性进展，最终成就的是欧洲人跨洋而来，迫使中国签下城下之盟的坚船利炮。
 
如此令人掩卷浩叹的史书，的确不是“柔日”能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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