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升降机

有那么一阵子，就像法国当代中国史研究专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其著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里描述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
 
但随着到过清朝的探险家与商人日益增多，有欧洲学者开始怀疑清朝社会文化、体制的“优越性”。孟德斯鸠更是指责耶稣会士由于轻信而犯了错误，并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当时中国的专制政体进行严厉批评。
 
曾经对儒家思想十分推崇的伏尔泰也悄悄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在1755年感叹道：“这些中国人，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才去到他们那里，费尽周折才获准把欧洲的钱带给他们……这些人却不知道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他们，落后到连模仿一下我们的勇气也没有。我们从他们的历史中汲取了悲剧的题材，而他们却不知我们是否有一部历史。”
 
当19世纪的大门缓缓开启，率先进入工业社会的英国的远洋舰队长驱直入中国海。
 
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了防止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和据守台湾的郑成功联系，清廷颁布了五次“禁海令”、三次“迁海令”，厉行海禁。长达近30年的时间里，拥有漫长海岸线的清王朝俨然成了一个内陆国家。
 
直到清廷收复台湾、清除了对皇权最大威胁后的1684年，康熙皇帝才下令解除海禁，准许沿海民船出海、贸易。1685年，清廷取消市舶司制度，设立驻广州的粤海关、驻厦门的闽海关、驻宁波的浙海关、驻云台山（今连云港）的江海关，海关正式成为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露出了一丝参与全球贸易的迹象。
 
新设驻宁波的浙海关发展势头很猛，直追粤海关。原因很简单：以往西洋货品只能在广州上岸，然后翻山越岭进入内陆，价格翻番。如今浙海关直接面向中国经济的精华之地长江流域。江南自古就是富庶之地，江海通达，成本直线下降。跳过广州、直奔宁波而来的欧洲商队越来越多。为此，浙海关奏请在舟山群岛的定海设立榷关公署，作为浙海关的分理处。
 
1699年，羽翼渐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麦士里菲尔德号”商船前往舟山。
 
使用机器大规模生产的毛织品是英国当时主打的来华倾销商品，在广州所在的气候湿热的岭南地区显然并不畅销，而在宁波港出货，最合适不过了。同样，英商求购最多的中国商品是茶叶、丝绸、瓷器等，而钱塘江水系流经的浙、赣、皖三省本身就是这些商品的主产区。商品只需沿江而下水运至宁波、杭州一线的内河港口，再转道海运即可。
 
“麦士里菲尔德号”和随后到来的3艘英国商船受到当地官商的热情接待，贸易额丰厚。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商务监督常驻定海，统筹英商在浙贸易事务。1700年，东印度公司拿出10万多英镑在舟山投资，同期对广州、厦门的投资额加起来还不到7.5万英镑。到1710年时，英国每年开赴舟山的商船为10艘。英国人对舟山的期望之高可见一斑。
 
假以时日，慢慢“经营”，在金钱的驱使下，宁波地方官员不是没有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英国人在舟山群岛上“居留”下来。
 
但，这只是英国人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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