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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
作者：蒋进国 来源：《深圳新文学大系： “非虚构写作” 卷》 责任编辑：huzhitian 2023-01-30 人已围观
之所以用“非虚构写作”命名一种当下文坛现象，是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首先，从《人民文学》2010 年第2 期开辟名为“非虚构”栏目起，陆续推出令文坛耳目一新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梁庄》《羊道》等纪实作品。其中，《梁庄》因客观展示了物质与精神双重困顿的乡土真相，而在纸质媒体和网络平台受到广泛关注。小“梁庄”瞬间响彻“大中国”的事实，显示了文本具有在文学界之外引爆巨大能量的潜质。这种犹如重返“20 世纪80 年代”的境况，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坛现象。其次，用“非虚构”冠名本是虚构的文学，其原因值得反思。囊括自传、回忆录、历史散文、社会调查等多种体裁的“非虚构”文体，虽然尚未真正形成特定的内涵，但其“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和“田野调查”的“在场性”，业已构成一种文体变革。面对“非虚构”和“梁庄”这两个高频词语，研究者既要对这一正在生长的文学形态进行理论思辨，又要对“非虚构”背后的文坛现状和文化语境进行反思。可以说，“非虚构”叙事是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资源危机、文学批评话语危机和当代社会心灵危机的回应。
一、创作：文化场域的“悬置”样态
“非虚构”并非本土概念。20 世纪60 年代中期，美国作家卡波特(TrumanCapote) 的纪实小说《冷血》使“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 在美国一时风行。目前，全球文化市场依然是“虚构”盛行的时代：《哈利·波特》系列炙手可热，《阿凡达》《2012》《暮光之城》《盗梦空间》等欧美大片均取得优异票房。国内文坛的消费方式，也逐步由传统纸质阅读步入“轻阅读”“青春阅读”和“数字阅读”，“盗墓”“穿越”“玄幻”等类型文学占据新媒体主流，《小时代》《爵迹》《幻城》《东霓》《西决》等虚构作品持续热销。《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之后，就遭受部分质疑，有学者认为“虚构”并非当代文坛诸多问题的渊薮，但“非虚构”的变革姿态表明：“虚构”模式及其导致的文本与现实的“悬置”，已经引起文坛的警觉和反思。必须承认，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力感，是当代文坛的危机之一。“虚构”文学潜藏着想象力枯竭的隐忧，同时还导致了受众对“虚构”作品的逆反心理。首先，就想象力而言，大部分虚构类型文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已严重固化，它们徜徉在各自的创作、消费和叙事模式里乐此不疲，过于自信和封闭，逐步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关注，降格为人们逃避现实的迷幻剂。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远远超出我们原有的经验范围，所以，丧失驾驭当下现实的能力，就会导致想象力的匮乏和文本的“悬置”。在此语境下，“非虚构”找到了登场的时机。其次，从信息模式来看，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大都是由间接信息建构的虚拟世界。身处信息泛滥、脑力贫困的吊诡时代，人们面对互联网的海量信息手足无措，对沾满“媒介暴力”和噱头的图文逐渐丧失信心，于是渴望没有被欲望染色的眼睛，期待能分辨和洞察世界的深邃头脑。“梁庄”的真相恰恰契合了新媒体时代对“虚构”的逆反心理，其“毛茸茸的”在场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真实世界的缺口。
除了文化场域的“虚构”样态，“非虚构”文体也日益蜕化。20 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了报告文学热，“三驾马车”载着“现实主义冲击波”迎面而来；90 年代后，小说界提倡新写实主义，诗歌界倡导“及物的写作”，散文界则强调“在场的写作”。曹征路、阎连科、刘醒龙、陈桂棣、廉思等人的乡土文学和底层叙事都带有明显的“非虚构”因素，《那儿》《妇女闲聊录》《丁庄梦》《政治课》《蚁族》等都因展现当下底层和乡土社会的真实生态而震撼人心。此外，《天涯》《作家》杂志的“个人生活史”“民间语文”等也独具特色。但大部分报告文学、私人传记、历史钩沉等“非虚构”文本退化严重。首先，体裁要素“虚构化”。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逐步被抛弃，为了增加可读性而大量渲染冗长的心理活动和对话，其严重戕害了报告文学的核心要素——真实性。其次，叙事模式“去生活化”。纪实文学往往聚焦于重要人物和突发公共事件，对平凡个体生命的微观叙事和尚未定性的混沌叙事很少触碰。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非虚构”文体已与“虚构”无异，因为早在20 世
纪90 年代，宏大叙事和革命英雄主义就面临被解构的尴尬语境。再次，精神内核“庸俗化”，其突出的表现是缺乏批判意识和独立精神。因为纪实文学的文本建构需要驾驭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力和敏锐感受力，作品理应展现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反思和批判，所以“非虚构”作家首先是一个思想者，其次才是文学家。而近年的部分纪实作品穿着“直击现实”的华丽外衣，为权势人物歌功颂德，而对底层和边缘弱势群体视而不见，放弃了对社会公平、正义和良知等普世价值的坚守，对广大读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弱。
由此，非虚构写作的首要意义在于探索新的叙事路径。正如批评家李敬泽所言：“如果说，小说让我们感到贫乏，那绝不仅仅是戏剧性、传奇性的贫乏，而是我们常常明显感觉到作者缺乏探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足够的志向、诚意和能力。”历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尤其是马原“打碎之后进行重新组合”的极端叙事实验之后，技巧似乎无法成为卖点。当代文学创作解决了“怎么写”之后，正经受“写什么”的困扰，写作的技术层面和生活层面发生倒置。“非虚构”可以看作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小说形式实验的反驳。一般认为，“非虚构”事物是自然状态，它的发生特别漫长和无序，看不到结局，因此不注重形式，但《梁庄》修正了这一成见，梁鸿借鉴历史学和社会学中的“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方法，记录村民个体沉浮和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让乡村和农民诉说自己的命运，适时注入启蒙者的批判视野。梁鸿用新的姿态( 融入而非旁观)、新的形式( 纪实而非虚构)、新的语言( 豫中方言而非普通话)、新的材料( 访谈而非杂闻) 表达乡土的生存困境，叙事视野无限敞开，层层剥离乡村真相。“梁庄”的文本是开放的，读者能以主体身份无障碍介入。那些出于求学和工作等原因远离故土的人群，因具有类似生存经验而更易获得心灵共鸣和震撼，他们不禁会产生幻觉：梁庄就是自己的村庄。“我”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且同时扮演三种角色：努力还原乡村生态的记录者、远离故土的“返乡”者和用现代意识审视农村的启蒙者。前者要求理性克制的“零度叙事”，第二种身份裹挟着厚重的温情和淡淡的哀伤，而后者不禁要发出鲁迅“铁屋子”式的呐喊。在“叙述者”“返乡者”和“批判者”这三种身份焦灼中，文本形成了现实、回忆和学理之间的张力结构。
此外，慕容雪村在传销窝点当卧底的亲身经历(《中国，少了一味药》)、新疆作家李娟跟随哈萨克族牧民扎克拜一家转场的见闻(《羊道》系列)、萧相风在南方工厂摸爬滚打的辛酸体验(《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土摩托的数十年音乐心路历程(《关于音乐的记忆碎片》) 等，都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往边缘隐秘地带的通道。困顿的村庄、狂热的传销窝点、动荡艰辛的牧民生活、充满苦涩的南方打工岁月以及在音乐世界穿行的个人生活史，无一不挑战着我们的生活经验。《羊道》系列以扎克拜妈妈一家为点，以阿勒泰牧区为面，以时间顺序为经，以作者目光所及为纬，构造了人物、背景、时间和空间四位一体的缜密叙事架构，清新流畅的叙事风格犹如在夏天的牧场里策马奔驰。
大地是最富有张力的，蕴含着无穷无尽“毛茸茸”的叙事元素，贴地飞翔的作品本身就已经具备最高超的技巧，这种叙事模式或许可以称为“大地张力”叙事，其促使我们反思已经习焉不察的古老命题：真实与虚构、技巧与内容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真正的文学必然有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这样才能接近文学的真实本身。”“非虚构”叙事启发我们重新探寻文学的真实，寻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文学交会点。无疑，以《梁庄》为代表的最原始、最朴实、最少技巧的“非虚构”叙事模式，摆脱了花样百出、过分自恋和复制拼贴的布尔乔亚趣味，直奔文学的本真理想。
一、创作：文化场域的“悬置”样态
“非虚构”并非本土概念。20 世纪60 年代中期，美国作家卡波特(TrumanCapote) 的纪实小说《冷血》使“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 在美国一时风行。目前，全球文化市场依然是“虚构”盛行的时代：《哈利·波特》系列炙手可热，《阿凡达》《2012》《暮光之城》《盗梦空间》等欧美大片均取得优异票房。国内文坛的消费方式，也逐步由传统纸质阅读步入“轻阅读”“青春阅读”和“数字阅读”，“盗墓”“穿越”“玄幻”等类型文学占据新媒体主流，《小时代》《爵迹》《幻城》《东霓》《西决》等虚构作品持续热销。《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之后，就遭受部分质疑，有学者认为“虚构”并非当代文坛诸多问题的渊薮，但“非虚构”的变革姿态表明：“虚构”模式及其导致的文本与现实的“悬置”，已经引起文坛的警觉和反思。必须承认，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力感，是当代文坛的危机之一。“虚构”文学潜藏着想象力枯竭的隐忧，同时还导致了受众对“虚构”作品的逆反心理。首先，就想象力而言，大部分虚构类型文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已严重固化，它们徜徉在各自的创作、消费和叙事模式里乐此不疲，过于自信和封闭，逐步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和关注，降格为人们逃避现实的迷幻剂。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远远超出我们原有的经验范围，所以，丧失驾驭当下现实的能力，就会导致想象力的匮乏和文本的“悬置”。在此语境下，“非虚构”找到了登场的时机。其次，从信息模式来看，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大都是由间接信息建构的虚拟世界。身处信息泛滥、脑力贫困的吊诡时代，人们面对互联网的海量信息手足无措，对沾满“媒介暴力”和噱头的图文逐渐丧失信心，于是渴望没有被欲望染色的眼睛，期待能分辨和洞察世界的深邃头脑。“梁庄”的真相恰恰契合了新媒体时代对“虚构”的逆反心理，其“毛茸茸的”在场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真实世界的缺口。
除了文化场域的“虚构”样态，“非虚构”文体也日益蜕化。20 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了报告文学热，“三驾马车”载着“现实主义冲击波”迎面而来；90 年代后，小说界提倡新写实主义，诗歌界倡导“及物的写作”，散文界则强调“在场的写作”。曹征路、阎连科、刘醒龙、陈桂棣、廉思等人的乡土文学和底层叙事都带有明显的“非虚构”因素，《那儿》《妇女闲聊录》《丁庄梦》《政治课》《蚁族》等都因展现当下底层和乡土社会的真实生态而震撼人心。此外，《天涯》《作家》杂志的“个人生活史”“民间语文”等也独具特色。但大部分报告文学、私人传记、历史钩沉等“非虚构”文本退化严重。首先，体裁要素“虚构化”。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逐步被抛弃，为了增加可读性而大量渲染冗长的心理活动和对话，其严重戕害了报告文学的核心要素——真实性。其次，叙事模式“去生活化”。纪实文学往往聚焦于重要人物和突发公共事件，对平凡个体生命的微观叙事和尚未定性的混沌叙事很少触碰。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非虚构”文体已与“虚构”无异，因为早在20 世
纪90 年代，宏大叙事和革命英雄主义就面临被解构的尴尬语境。再次，精神内核“庸俗化”，其突出的表现是缺乏批判意识和独立精神。因为纪实文学的文本建构需要驾驭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力和敏锐感受力，作品理应展现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反思和批判，所以“非虚构”作家首先是一个思想者，其次才是文学家。而近年的部分纪实作品穿着“直击现实”的华丽外衣，为权势人物歌功颂德，而对底层和边缘弱势群体视而不见，放弃了对社会公平、正义和良知等普世价值的坚守，对广大读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弱。
由此，非虚构写作的首要意义在于探索新的叙事路径。正如批评家李敬泽所言：“如果说，小说让我们感到贫乏，那绝不仅仅是戏剧性、传奇性的贫乏，而是我们常常明显感觉到作者缺乏探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足够的志向、诚意和能力。”历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尤其是马原“打碎之后进行重新组合”的极端叙事实验之后，技巧似乎无法成为卖点。当代文学创作解决了“怎么写”之后，正经受“写什么”的困扰，写作的技术层面和生活层面发生倒置。“非虚构”可以看作对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小说形式实验的反驳。一般认为，“非虚构”事物是自然状态，它的发生特别漫长和无序，看不到结局，因此不注重形式，但《梁庄》修正了这一成见，梁鸿借鉴历史学和社会学中的“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方法，记录村民个体沉浮和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让乡村和农民诉说自己的命运，适时注入启蒙者的批判视野。梁鸿用新的姿态( 融入而非旁观)、新的形式( 纪实而非虚构)、新的语言( 豫中方言而非普通话)、新的材料( 访谈而非杂闻) 表达乡土的生存困境，叙事视野无限敞开，层层剥离乡村真相。“梁庄”的文本是开放的，读者能以主体身份无障碍介入。那些出于求学和工作等原因远离故土的人群，因具有类似生存经验而更易获得心灵共鸣和震撼，他们不禁会产生幻觉：梁庄就是自己的村庄。“我”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且同时扮演三种角色：努力还原乡村生态的记录者、远离故土的“返乡”者和用现代意识审视农村的启蒙者。前者要求理性克制的“零度叙事”，第二种身份裹挟着厚重的温情和淡淡的哀伤，而后者不禁要发出鲁迅“铁屋子”式的呐喊。在“叙述者”“返乡者”和“批判者”这三种身份焦灼中，文本形成了现实、回忆和学理之间的张力结构。
此外，慕容雪村在传销窝点当卧底的亲身经历(《中国，少了一味药》)、新疆作家李娟跟随哈萨克族牧民扎克拜一家转场的见闻(《羊道》系列)、萧相风在南方工厂摸爬滚打的辛酸体验(《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土摩托的数十年音乐心路历程(《关于音乐的记忆碎片》) 等，都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往边缘隐秘地带的通道。困顿的村庄、狂热的传销窝点、动荡艰辛的牧民生活、充满苦涩的南方打工岁月以及在音乐世界穿行的个人生活史，无一不挑战着我们的生活经验。《羊道》系列以扎克拜妈妈一家为点，以阿勒泰牧区为面，以时间顺序为经，以作者目光所及为纬，构造了人物、背景、时间和空间四位一体的缜密叙事架构，清新流畅的叙事风格犹如在夏天的牧场里策马奔驰。
大地是最富有张力的，蕴含着无穷无尽“毛茸茸”的叙事元素，贴地飞翔的作品本身就已经具备最高超的技巧，这种叙事模式或许可以称为“大地张力”叙事，其促使我们反思已经习焉不察的古老命题：真实与虚构、技巧与内容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真正的文学必然有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搏斗的过程，这样才能接近文学的真实本身。”“非虚构”叙事启发我们重新探寻文学的真实，寻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文学交会点。无疑，以《梁庄》为代表的最原始、最朴实、最少技巧的“非虚构”叙事模式，摆脱了花样百出、过分自恋和复制拼贴的布尔乔亚趣味，直奔文学的本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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