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

三、社会：都市心灵的“返乡”受挫
观照了文学本体语境，再来审视非虚构写作的社会语境。当代乡土或底层小说大都倾向于渲染悲情和苦难叙事，都市大都被置换为乡土对立面，成为宣泄愤懑的对象。而《梁庄》却宣告“都市剥夺乡村”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苍白：如果都市能够给人们提供心灵栖息地，都市人群就不会急切地精神“返乡”。事实上，都市也处于迷失状态，而且都市隐性的心灵问题远比显性的物质层面问题更为棘手。都市人正面临着一场潜在的心灵危机，他们在新媒体营造的“虚构”空间里流连忘返，大都与心灵的自我放逐有关。中国都市化进程虽然竭力避免重蹈西方都市发展模式的覆辙，但有限的时空无法提供足够的反思和回旋余地。当代中国城市扩张模式的弊端之一，是忽视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人口分布、社会分工和资源流动架构，当市场经济迅速催化中国城市面貌的同时，也瞬间摧毁了原有的城乡平衡，其直接后果就是重商主义主导下人口和资源的无序流动，进而加剧了城市物理和心灵空间的危机。

都市生活是远离泥土的“虚构”生活，对精神层面的要求更为苛刻。但中国的都市发展，只见都市(urban)，不见都市人(urbanian)，都市成为人本剥离的物质存在，迅速膨胀的商品拜物教遮蔽了对心灵空间的关注。吊诡的是，在物理空间日趋逼仄的同时，心灵距离越来越远，摩肩接踵的地铁里倍感孤单无助，拥挤的电梯里无处安放局促的目光。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Levinas) 批判当代城市社会病态时说：“每个人都自动觉得自己与全人类整体关联，但同等的却是孤独和迷失。人发现人与人之间只是各站在旁边，而不是脸对脸的关系。”身居闹市却淹没人海的孤单无助，其对人心灵的摧残远甚于独处荒野。都市人扮演着“摩登时代”的一颗螺丝钉角色，被数字和报表抹平个性，成为格式化、“单向度”的人，这些人最终组成马克思所说的“异化”(alienation) 社会。

身处“异化”的“虚构”社会，都市人正经历着心灵迷茫和精神荒芜的阵痛，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精神“返乡”，其最突出的表征就是“怀乡症”(nostalgia)。都市里弥漫着布尔乔亚的“怀旧”情结，“大地”和“诗意地栖居”的意象，抚慰了无数人的不眠之夜。这些都市人大多是近三十年来从乡土迁徙到城市的“无根”人群，即便在都市拥有安定的生活空间，他们依然心向乡土，但乡土记忆正一点点地被急速膨胀的现代化步伐蚕食和抽空。中国文化的“记忆共同体”不是都市范式，而是传统的乡村模式，当代乡村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凋敝，宣告传统社会“记忆共同体”的逐步瓦解。作为文化建构元素之一的“群体记忆”，是一个民族获得文化共识的根基。为了拯救迷失的心灵，都市人踏上“返乡”之旅，当直面鲁迅笔下萧瑟困顿的故乡，必将陷入更深的失落。这是我们回到“梁庄”的动机，又是深深迷失在“梁庄”的原因。

如前所述，文学本是虚构的，为什么会出现“非虚构写作”？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背后隐藏着都市直面精神危机而做出的退守姿态和救赎努力。“梁庄”的意义不仅在于唤起当代中国对千百万个“梁庄”命运的关注，而且在于对数以亿计、远离乡土的“梁庄人”心灵之警醒。“梁庄”现象清晰地表明“我们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危机，而是心灵危机、伦理危机与价值危机”，并以无可辩驳的乡村真相敲碎了都市人“返乡”的迷梦，打破了都市“虚构心灵”的幻想——乡村也无处安放我们的灵魂！我们或许对这个结局有着某种预感，但没有料到会来得如此迅捷，震惊之余幡然醒悟。“梁庄”的现实提醒那些依然沉浸在故乡美好回忆的都市人，故乡在不经意中已经困顿和萎靡，我们必须自我救赎！“返乡”情结的受挫，昭示着当代中国都市困顿心灵的“无地彷徨”，同时呼唤一种反思和回归“人本中心”都市文化，渴求一方安放都市灵魂的栖息地。如果都市只能靠回忆或者“返乡”支撑，其文化生态已经岌岌可危。都市人对尊严、关爱、归属感等基本人性的需求，对收入均衡、工作意义、社区福利等生活要素的期待，对个人选择、命运掌控等社会价值的渴求等，理应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建构的核心。

因此，非虚构写作的第三个意义就是文学追问社会、叩问心灵的行动力。即便面对都市人心灵“返乡”的受挫，他们依然在困惑中反思自我。梁鸿说：“写《梁庄》并不是出于理论的需求，恰恰相反，是因为情感的需求。一是出于对自己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情景：故乡、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亲人们。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问题’‘阻碍’和‘病症’，这使我非常痛苦。我必须弄清楚他们的生活、精神和痛与悲，才能够继续走下去。”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能直面自己内心的困惑，就无法确认其知识的社会价值，其知识谱系永远是惰性的。文学批评家只有直面自身精神危机，完成自我的救赎和反思，才能从内心出发理解作品。同时，知识分子只有对个人“文化身份”保持清醒自觉，才能防止文本最终滑向苦难和悲情的深渊。“梁庄”没有呈现出现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反抗和控诉姿态，而是试图用客观真相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社会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故事展开之后，作者立刻抽身反思，使文本处于连续追问状态。虽然梁鸿的“返乡”未能完成心灵寻根，慕容雪村的举报和营救活动也不能立刻改变传销窝点的现状，但是他们追问的过程，为社会增添了一份沉重和思考。

当代文学不缺少技术写作，却缺少思想写作；不缺少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样的叙事高手，却缺乏像萨特、波伏瓦、索尔尼仁琴、帕斯捷尔那克那样的知识分子姿态。康德曾经预言：“在真正欢乐而健朗的人类作品成长的地方，人一定能够从故乡大地的精神深处伸展到天穹。”“梁庄”只是一个开始，当作家和批评家展现出介入现实的行动力，就会有更多梁鸿式的知识分子走进大地，有更多“梁庄”那样被遮蔽的“吾土吾民”浮出地表。
                                                                       
                                                                                                                                                               原载《当代文坛》2012 年第3 期





 

版权声明： 本站文章已获出版方或者作者方授权，如需转载，请保留网站地址和作者信息。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著作权归于原作者，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很赞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