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生代：消费话语下的“反欲望”叙事

一、漂浮的痛感：生命浮城的不安与对家乡寂寥的守望
由于深圳是一座新兴的移民城市，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民众都在这里言说着对它的多方感受，不论你是否喜欢，它就在这里；无论你见或不见，它还在这里；不管你是否离弃，它还在这里，这就是深圳。因此，它将人们从故土分离，悬浮在它的坐标上，始终处于“在路上”的境地。他们视之为故乡，它有家园的欢喜；视之为客栈，它只是歇脚的旅店。于是，“乡土—深圳”构成了作家们的写作空间模式。回望乡土，带给人的是失丧的田园，是永远回不去的梦幻，就像钟二毛在《回家种田》里说：“我每晚的梦里都装满了大片大片的稻田。这个时候，稻田已经落败，未割尽的禾根，在雨水和冷风的侵蚀下，近乎朽掉，人一脚踩上去，它们化成泥水。”“这么大片田野，没有一块种过东西，荒着。整个田野，像一块陈旧的塑料薄膜，灰灰的，死了一般。不是死了是什么？”“偶尔，偶尔有一个老人会出现在田野上。我们在田野里机械地问候着辈分，伯，爷，太。老人问我，你一个人跑到田埂上来吹北风，搞什么卵子哦？我说，没搞什么，没事出来看看。老人又说，看条卵，你应该到广东去看高楼大厦。”看到这样的描述，你会有淡淡伤感，因为故土对于年轻人来说，已没有家园的温暖，而整个社会的潮流又令乡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巢，人们对城市的向往，又将这种逼迫变本加厉。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即是家园吗？回答是否定的。在城市里，他们“被一只大脚踢得四处逃窜”。而当他们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已无家可归：“回到月拢沙，爷爷的第一句话是，田地包给外地老板搞养猪场了，你这么早回来，搞什么卵子？”简单的一句问话，却令人无语，它暗藏了多少社会巨变与人间忧伤，正常的农民生活受到严重的摧残却不自知，以为城市是天堂。这种漂来漂去的生存写照不只是城市人的生命体态，更为深刻的是，在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自愿失去土地，流向城市，却无家可归。对这种生存困境的表述成为深圳文学后新生代作家的一个主题，这深刻地映射出如今现实的无奈与悲凉。

从乡村的凋敝到城市的无家可归，“在路上”的浮城凄苦感受在深圳后新生代的书写中俯拾即是。此时，“欲望”已从“享受都市”变成为痛苦、为生存而战的较量。尤其是在王十月、吴君、毕亮等人的作品中，小说中的人物历经磨难，在工厂、出租屋、按摩房、公司等场所辛勤劳作，不是为了更多的物欲的消费与享乐，而是为了在城市当中寻找一处安身立命之地，一处能够属于自己的“家”。《开冲床的人》（《北京文学》2009 年第2 期）中的李想，因为耳聋，把四处轰鸣的工厂视为自己的家，最后当耳聋治好后，再次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却无法承受，瞬间变为残疾，所有关于城市生活的美好梦想全部破灭；而在《出租屋里的磨刀声》（《黄金时代》2011 年第11 期）中，夜夜磨刀声不只带给人不安与恐慌，更为重要的是，它从一个侧面透视了“出租屋”这一特有的“家”的不安全感，从这一视角来看，“城市”作为寻梦人的生存之所的梦想变为空想，破灭是绝对的，只是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已。

毕亮的《外乡父子》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为“家”而落魄的漂泊者的故事。一个带着痴呆父亲打工的中年男子，刚到深圳出租屋的时候，讲究体面，爱干净，孝顺父亲。他认真地工作，将出租屋和父亲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失业之后，没钱的压力使他变得邋里邋遢，整日酒气熏人，并且不再精心照料父亲。生活的贫困让男子拖欠房租，和站街女苟合，他准备重新画画的打算也无限期地推迟，女儿要来看望他更是遥遥无期。此时的男子变得和以前的租户一样了……

作家通过外视角“我”来透视这对外乡父子的变化，以此表明，外乡人要在深圳谋求一席之地，找到一个温暖的家是难上加难的事。这是外部的经济环境所致：“他们整个工厂都停产了。过去喧嚣的工业区突然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城中村的租客也在快速减少。”它影响到这样一个有着坚韧的毅力和一手技术活的男子，使他在失业后便没有了别的出路，而只能以拾荒为生；更为惨痛的是，经济来源的丧失导致了男子精神家园的沦落：没有家庭的温暖，也无女儿的音讯，男子深感寂寞，无人可以倾诉，只有放纵自己的身体，饮酒作乐，并淡忘自己的痛苦和对绘画的追求。在男子的内心深处，为了新“家”的梦想，他远离家乡和故土，以求新的开端和成功，因此，那遥远的乡土，已经成为自己无法归去的“梦”；而所谓新天地，却只是那样一间小小窄窄的出租屋。即使这样，还要受到房东三番两次的催租，无处托身，只能再次起程，流浪，漂泊，没有目标，更没有归属。即使是为了“活着”的“家”，也依然无处可寻……

这些小说中小人物的落魄、格格不入的寂寞与无奈，深深打动了读者。在深圳这样一个发展极快的城市中，拥有大量的外乡打工者、大量的漂泊者，他们单纯而务实，有简单的梦想却无发展的空间，最后无力实现那些单纯的梦，在城市中迷失、幻灭。其间无家可归的苦难直逼人的心灵。而这正是毕亮的写作特色。他自己曾说过，他写作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世界刺痛了他，普遍的道德失范使得他感到不舒服，需要表达出来；其次是写作让自我得到反省，保留自己的个性；再次便是作为作家的责任。他说，他做不了没有负担的作家，马丁·路德·金说，转型期的社会，时代最大的悲哀，不是恶人的嚣张，而是大多数善者的沉默。他要通过小说文本发出个人的声音。

在这里，家园意识的失落不只局限于男子这个主人公，连同那个叙述者马格，也被囊括进去，作者所要表达的是，在年轻的物质城市中，无家的痛苦带给人们对城市精神文化的思考。马格年纪轻轻，有一个可供栖身的“家”，但其内心深处却无所皈依。他曾经有过做武打演员的梦想，但如今连提都不想再提起，就像他告诉男子的，他的梦想就是挣钱娶媳妇。他习惯了生活的平庸。文章中反复提到夏天的燥热，“我”多么希望来一场台风，或是好玩的事，但生活总是平静的，男子鼓励年轻的“我”出去闯闯，而“我”并不热心，生活已成习惯，就像每天准点吃药一样，习惯了这味道。这样的习惯正是“我”的悲剧。马格的悲剧不是物质的缺乏，而是精神上的平庸与呆滞。在全社会商业化、消费化的大语境中，平庸化、冷漠化、无所事事与无所作为的力量，在“一切向钱看齐”的欲望驱动下变本加厉。在一片丛林般的社会中，人们已经丧失了对精神家园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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