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速度：国贸大厦建设

中建三局一公司随即着手竞标，竞争对手是 6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他们步步为营，稳打稳扎。公司首先上下一心，集中精力，拿下了 3层地下室的承包合同，限定工期为 90天。结果，他们仅用 87天便完成了。如此一来，建设单位甲方和其他竞争对手都对其刮目相看。随后，激烈角逐的主体工程投标竞争开始，中建三局一公司全力以赴，又一举夺标。

1983年 4月，张恩沛派副局长李传芳到深圳坐镇，担任总指挥，全权负责中建三局在深圳的业务，重点负责国贸大厦的建设。

李传芳披着一缕和暖的春风来到深圳，深感肩头责任重大：这项工程若干成了，将成为三局信誉和效益的金牌；干砸了，不仅自己将身败名裂，三局的队伍也会被灰溜溜地赶出深圳。

到任的第一天，李传芳来不及歇口气，马上召开中建三局一公司员工的动员大会。会上，她面容严肃，宣布了一条纪律：“我们来了 30多对夫妻，从今晚开始必须住单身宿舍。”话一说完，台下响起了笑声。大家知道，她的丈夫俞飞熊是项目总工程师，也在工地上。

李传芳似乎早就知道大家的反应，又加重语气，严肃地说：“我也不例外，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接着，她宣布：“除特殊情况外，都不准回家，也不准家属来队，国贸大厦建成那天，这条纪律才能作废！”刹那间，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时，正是国庆 35周年前夕。李传芳和国贸大厦工地主任、施工指挥王毓刚等人讨论什么能代表特区的建设成就，以向国庆献礼。李传芳说，什么能代表“深圳速度”？就用国贸的建设速度来代表吧！

他们知道，多年前纽约建造的帝国大厦高达 102层，工期却只用了13个月，国贸大厦要争取超过这一速度。商议后，他们一致同意，以创高速、夺第一为目标，圆满完成大厦的建设任务。具体做法是三条：一是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施工工艺；二是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三是采取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建三局一公司借特区改革的东风，在工地实行新的管理制度，彻底打破“大锅饭”。以前在内地承建工程，公司和所有员工都无须承担经济责任，耽误工期不算一回事。承接了国贸大厦，公司向建设单位包干，负上了经济责任，于是从上到下，都不敢再怠慢了。

公司与建设方有明确的经济责任划分。承包 3层地下室时，提前一天完工，甲方将奖励 5万元，延迟一天，罚 5万元。公司最终提前完成任务，得了 15万元奖金，外加 5万元质量奖奖金。承接了主体工程后，公司与甲方每 5层签一个合同，提前完成一天，将奖励 8000元。

为了提高施工速度，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李传芳等负责人在公司内部也实行责任制。规定工人以班组为单位，向公司承包地所有施工人员，分楼层和工种定岗定位，签订经济合同，包干到班组。每个班组、每个工种和每个人，都在固定的岗位上干活。这些活，都制订出了严格的进度、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等方面的具体标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明确规定完成一层楼，奖金多少，多干者多拿，资金上不封顶。

如此一来，工人们干好干坏、干快干慢，直接关系到自己口袋的收入，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国贸大厦工地上，一时出现了你追我赶，甚至轻伤不肯下“火线”的场面。职工起初月平均收入为 180元，最高250元，最低 120元；到后来，月平均收入已达 250元，最高 400元，最低 180元；到最后滑模时，收入最高的职工，已拿到 600多元了。

中建三局过去在内地施工，因无用武之地，没有任何高层施工设备。

到特区后，负责人敏锐察觉出楼层向高空发展的趋势，于是利用特区对外开放的便利，引进了一批珍贵的先进设备，诸如从联邦德国进口了输送泵，从意大利引进了 200tm塔吊、搅拌站，从英国进口了 200米电梯，从日本引进了装载机……

这些内地闻所未闻的“先进武器”，很快便在国贸大厦工地发挥了用场。大厦在一层层向上生长，却再也不需要像过去那样搞“人海战术”，费时费力依靠人工往上送混凝土了。建一个标准层，光混凝土就需 500方，如果像过去靠人工用斗车往上推，每班 8小时，最多只能送上二三十方。而眼下，他们用上了从联邦德国引进的两台输送泵，只需要按一下开关，输送泵便能自动将混凝土从地面直接吸到高空浇注。输送泵的效率极高，每台一小时能输送 25方混凝土；每班加起来的效率便令人咂舌，一共可以送混凝土 400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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